原标题:抗战 | 周俊:八年抗战 or 十四年抗战?

原标题:甲午战争时西方媒体为何不同情中国?

原标题:湖北发现唐朝王妃墓葬,出土珍稀金器,专家有特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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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报纸是西方贵族的消费品,为报纸供稿的既有如同社会活动家的报社记者,也有外交官员、军队高官等。媒体在当时承担着比今天更为显著的传播消息的功能,它们选取素材的方式、看待问题的角度、对时局的分析构成了单向传播的一张巨大的信息网,重构着遥远东方那个所谓“真实”的中国。

中国古代墓葬形式最常见是土葬,身份较高者一般具有陪葬品。在上世纪八十年,湖北安陆的王子山发现了一个唐代墓葬,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专家还在墓室中有特殊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俊,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关系学博士在读,专攻中国政治史,中日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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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都可逻辑自洽

当时媒体对甲午战争报道剪影

此墓是当地村落无意间挖井取水发现的,当地考古方面的专家得知消息立即赶赴现场,对此墓进行了保护和清理。而当专家进入墓室后,却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此墓中原先的刻有人物生平的石碑明显遭到抹去,主墓室只剩余了棺床,存放墓主人的棺椁也消失不见,而且看似不像盗墓者所为。

2017年12月,中国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取代以往八年抗战的称呼。这则消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战争名称的选定不仅为历史叙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与范围,更体现了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因此可谓意义重大。同时,这种变化的影响还可能延伸至对外关系层面,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中日关系。  

西方人眼中的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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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是八年抗战,还是十四年抗战的争议在国内的学术界已存在多年。八年抗战史观将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定义为抗战起点,十四年抗战史观将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变(一般称为九一八事变)定义为抗战起点。抗战到底起于何时?理解这个争议的首先要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在展开局部抗战的同时,也通过外交手段实现了局部的和平,或者称为局部的妥协。当时的国民政府称之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实质上进入了全面战争。但是,中日两国各自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主要是考虑第三方国家的介入与军事援助问题,双方都没有发布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布告,中方正式对日宣战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的1941年12月9日。这种复杂的局面自然就给后世的历史学者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仅就学术意义上而言,八年抗战史观与十四年抗战史观都有足够的史料作为支撑,在逻辑上也都可以自洽。换而言之,历史事实是一成不变的,但对史实的认识、解释、评价却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同一史实,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解释就会不同。同一史实,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出发,解释也会不同。

19世纪的西方对远东国家的了解相当深入。其综合性的评论分析文章,既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又有着扎实的分析和推论。东方发生的事情对于西方读者不只是猎奇,而是分析自己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是什么,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最有利可图。

后来专家在墓室出又发现了一个墓志盖,上面书写“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经过专家史书核对,确认墓主人身份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媳,也就是吴王李恪妻子杨氏。那么,为何杨氏的棺椁都会消失不见呢?专家猜测,这很可能与吴王李恪卷入政治斗争有关。原来,唐太宗李世民曾将吴王李恪作为候选太子,但由于李恪的生母是隋朝公主遭到包括长孙无忌等重臣反对,最终将皇位传给了唐高宗李治。

日本在史观上复杂与多元

甲午战争打响后,欧美报刊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1894年8月4日的《伦敦新闻画报》封面用整幅的版画描绘了日本战舰“吉野号”——“东亚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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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与认识,则显得异常地复杂与多元。一方面,这是思想市场与言论空间较为广阔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的各种史观处于一种相互说服的竞争状态,也可称做混乱状态。日本在史观上的复杂与多元状态不仅会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思想上,也会以历史问题的形式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关系。因此,在讨论中国抗战史观变化的同时,观察日本视角下的战争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894年11月24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亚洲战争的故事》,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他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中日双方舰艇的性能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对比。1894年12月英国的《图片报》用一整版9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比较。

而李治登基后,为了去除后患,长孙无忌借故以谋反罪名除去了李恪,而与李恪关系亲密的家族都曾遭到清洗。在专家看来,也因此李恪的妻子杨氏的墓葬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遭到了毁坏,在此墓的考古报告中,推测杨氏很有可能遭受了抛尸的特殊待遇。

关于战争的称呼问题,日本政府基本采用“之前的大战”、“过去的战争”等说法,这在历次内阁总理大臣的战后周年谈话中都有体现,包括2015年安倍晋三的战后70周年谈话。日本天皇则主要使用“之前的大战”、“不幸的战争”等说法。也就是说,日本的官方主要采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对战争进行定义,以获取政治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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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舆论媒体界与学界,根据政治立场与历史观的不同,对战争名称的认识差距非常显著。按地域划分主要有大东亚战争、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等。按时间段划分主要有十五年战争、五十年战争、七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昭和战争等。另外受欧美影响,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战争、日美英战争、远东战争等称呼。

甲午战争期间正在做战地报道的随军记者(《伦敦新闻画报》)

即使如此,墓室中仍然出土了大量珍稀的文物,包括制造技艺精湛的纯金头饰几十余件、金刀、陶瓷等珍贵文物一共200多件,如今被收藏于安陆博物馆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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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眼里,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清朝展现出文明的新气象,仍是东亚的最大帝国。但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面前的不堪一击,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得西方对于摇摇欲坠的老帝国不再留有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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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战争名称的内涵与问题

1894年8月12日的英国《每日新闻报》分析说:“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

总体而言,日本的舆论媒体界与学界使用太平洋战争的频率最高,历史教科书也主要采用这一名称。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的使用主要来自美国影响,起源于驻日盟军司令部(GHQ)从1945年12月8日开始在日本各大新闻上连载的《太平洋战争史》。驻日盟军司令部试图通过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历史叙事,以获得日本社会对处理战犯问题以及民主改革问题上的支持,在当时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但是,这一称呼在日本国内也受到了批评。主要问题有,一,战场主要定义在太平洋,忽视了中国战场与东南亚战场的问题。二,战争对象主要定义为美国,忽视了中、苏、英等其他交战国的意义。也就是说,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几乎就是美日战争的同义词。这将导致中日战争与美日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忽视,同时,中日战争中日本的加害者角色也会被美日战争中日本的受害者角色所取代,战争责任会因此而模糊。实际上,这正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频频犯错的基本原因。

对于日本主动挑起的战争,1894年8月美国《费城纪录报》报道说:“英国国际法权威、牛津大学胡兰德教授认为:虽然敌对交火开始时双方并未宣战,但‘高升号’被击沉本身就已经代表实际意义上的开战。无论‘高升号’悬挂哪国国旗,日本有权利攻击一个将要对它在战争中产生巨大威胁的军事目标。日本释放了被救的中立国船员已经履行了国际法义务,它不需要道歉和赔款。胡兰德认为那些说日本此举野蛮的主张无根据。”

另一方面,日本的保守派偏爱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名称,试图对战争进行美化、正当化的处理。大东亚战争这一称呼在1941年12月日本的大本营会议与阁议中首次确定,声称日本为了解放亚洲而驱逐欧美势力,通过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5年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司令部曾明令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但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该命令失效,同时,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因此这个称呼获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近年,也有日本学者从学术意义上主张采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主要的强调历史研究的同时代性,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历史上日本政府正式使用的战争名称,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于大东亚战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美化战争的特质,容易被曲解与“添油加醋”,所以相对客观中立的日本媒体与学者基本上会避免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  

美国《竞技场月刊》介绍到:“现今只有愚昧无知、顽固不化者才会臆断日本依然是一个不开化的国家。事实上……日本所展现出的优雅常常令我们这些基督徒汗颜”。

相反,日本的进步派主要采用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这与中国新近确立的十四年抗战的框架基本一致,双方都将战争起点定义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只是在时间计算上,日方采用了1931年至1945年经历了15个年头的算法,因此称作十五年战争。1956年,鹤见俊辅首次提出十五年战争的概念,之后不仅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明仁天皇也在2015年的新年感想中明确表示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也就是说,明仁天皇是十五年战争史观的支持者。十五年战争史观的中心论点在于强调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美日开战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满洲国的问题是中日、美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便退出国际联盟,外交上陷入孤立),所以中国问题才是战争的核心问题。但是,十五年战争同样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主要是,一,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1941年日美开战放在一个连续性的逻辑中进行理解,意味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战争爆发不可逆转的时间点,这可能导致过低评价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后的和平时期(1935年中日两国还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提升为大使级),以及英日和谈、美日和谈等一系列外交和平工作。二,十五年战争没有涵盖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的行为,韩国及朝鲜方面无法接受这一称呼。三,即使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战争时间约为13年11个月,因此称十四年战争更为恰当。  

对于中日两国军队的素质,《泰晤士报》认为“我们要对比的是一支用钉耙武装起来的军队和一支拿来福枪上阵的军队,这正是当前中国国民与日本国民之间的真实反差”。

另外,使用较为广泛的称呼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称来源于欧美,并不含有特殊的政治立场与历史观。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基本被定义为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这就无法涵括1939年之前以及爆发的中日战争,因此也受到质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大约在1985年开始出现,主要是为了补充太平洋战争史观中忽视东亚、东南亚战场的缺陷,强调应该全面分析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各战场的情况。但实际上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内在逻辑也是十五年战争史观的一种延长,因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提法,事实上将作为亚洲主战场的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之间的关系解释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关系。目前,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因为相对较为客观,日本社会中出版的相关书籍开始逐渐采用这一说法。  

美国《哈拍斯周刊》认为“毫不过分的讲,除直隶省外,清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的称呼也同时存在。例如主张以天皇年号命名的昭和战争、以西方中心视角而命名的远东战争、以1895年甲午战争作为战争起点的五十年战争、以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作为战争起点的七十年战争、以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抵达日本作为战争起点的百年战争等说法。但都因为缺乏客观性与史料支撑,在日本社会中属于少数派。  

对于战争的结果,《泰晤士报》1895年有这样的报道“我们再也不能把中国当做一个可以唤醒且极具潜能的合作对象,相反日本已经向世界证明它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史观复杂与多元的背景——战争的多面性与长期性

关于甲午战争的媒体报道使西方看到一个俨然走上文明道路的日本和一个颓势不可挽回的旧中国,这使他们在后来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更加肆无忌惮,而对于日本来说,不仅赢得了战争,还赢得了舆论支持。

如上所述,从战争名称的复杂与多元状态即可看出,日本人对于战争的认识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共识。那么,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何在?首先,现实政治的影响当然至关重要。战后的冷战格局之下,美国沿用了战前日本的官僚阶层对日本实施间接性管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坚实盟友。在这种现实政治的利害关系之中,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更可以说失去了清算的历史时机。这给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包括保守派右翼的历史观提供了事实上的生存空间,因此,日本人的战争认识至今“盖棺而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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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之外,也应注意到日本视角下战争的多面性与长期性这一客观存在的背景。就战争的多面性而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直接的交战国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因此历史叙事的逻辑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归纳。相反,日本直接的交战对象除了包括中、美、苏、英等主要交战国之外,还包括西方国家的自治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南亚各国等。与复数国家同时进行交战就导致战场的分散,不同的战场又可能衍生不同的战争认识。例如,在中国、东南亚战场上,日军的残酷暴行令人发指的同时,与美、苏交战的过程中,日本本土被美军空袭并受到原子弹攻击,数以万计的日本人被苏联强制拘留在寒冷的西伯利亚进行苦力劳动,因此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历史认识在日本人身上就会重叠。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亚战场上吞并韩国、扶植满洲国、分割华北,毫无置疑地展现出侵略者的面孔,但是,在东南亚战场上,日本又和东南亚各国试图抵抗欧美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团体联手作战,摇身一变为“解放者”(这也是东南亚反日情绪相对低于中韩的历史背景)。日本到底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是侵略者还是解放者?战争的多面性给这一系列问题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日本是如何塑造国际形象的?

另外,就战争的长期性而言,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跨时较长,吞并琉球、台湾、韩国都发生在1910年代以前。因此,单纯以时间概念定义日本的对外战争,难免要追溯到1910年代之前。但是,1910年代前被纳入日本帝国体系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台湾、韩国的民众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下,间接或直接地作为日本人参与了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使得历史记忆变得错综复杂。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后,他们却很难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

中日历史共识的起点问题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西方舆论对于清朝和日本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为什么日本在当时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体前好似一个可以任意攻击的靶子?

日本社会中虽然存在多种历史认识,但是从实证史学的角度而言,十五年战争史观仍然具有足够的生命力。因为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满洲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中日、美日交涉中最大的争论点。事实上1941年美日开战之前,双方紧锣密鼓地经过了不下50次的谈判,美国的妥协底线之一就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换而言之,就是要求中日两国退回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间的状态。  

研究发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加,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了多名记者跟随前线日军。日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行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

中国新近提出的十四年抗战史观与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基本框架一致,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或许在两国间的历史问题上可以寻得新一步的共识。实际上,从2010年出版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来看,双方在这一问题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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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日方所指出的,十五年战争史观或许会导致人们忽视历史进程中寻求和平交涉的可能性,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历史的情境与今天的现实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历史的十字路口总是存在各种选择,从历史的选择中获取有意义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不可忽视的。面对中日两国今日的冲突与矛盾,如何通过对话方式建立管控危机的机制,以更为理性的方式实现共赢,这对于今天的中日关系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平壤会战被俘清兵接受日军医疗救护

转自,爱思想网。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当时在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这些认知与媒体的包装关系很大。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日本完全拥抱西方文明的国家价值观表示出的热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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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也对中国洋务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相当正面,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看到了变革的历史潮流。李鸿章个人难挽狂澜,西方媒体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们对北洋舰队的将士们表现出敬重,但是对清朝陆军极尽嘲笑之能事。对于他们认为没有顺应历史大势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几无同情。

雯雯:国共敌后武装与日军的情报作战

1894年9月1日的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说:“不管未来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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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前曾在《日军眼中的八路军——<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介绍》一文中介绍了抗战初期日军眼中的华北敌后武装与日军的相应对策,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所介绍的史料主要都是日军泛泛而谈,而没有太多具体案例。本期将介绍的《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第六种)》(  

西方媒体当时反复在问一个问题:清军的将领为谁而战?清军的士兵又为谁而战?当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价值观时,面对扩张之心十分明确的日军,一溃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拉尔夫撰写了《可怜的老中国》一文:“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位美国的前外交官曾经糊涂地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整体,‘犹如冰川一般向敌人袭去’,实际上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顾名思义,《昆仑关歼敌卤获密件辑要》系列书籍系翻译自昆仑关战役中国军缴获的日军文件,本文介绍的其中的第六种乃至于其他各种均是由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昆仑关战役中国军主力)翻译、编印于1940年1、2月间,此时昆仑关战役尚未结束。整套书就笔者所见,至少出版了12种,本平台上存有其中的大部分(

日军通过西方媒体,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进步之师的形象。日本对随军记者开放战俘营、战地医院,表明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医疗救助体系,并且善待俘虏。西方媒体在刊登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身份,会标注上“由日本军方提供”、“据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经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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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着开化与文明的形象,却与他们在1894年11月发生的旅顺大屠杀中的作为完全矛盾,这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向国际社会揭示日军残忍面目的一个机会。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提到这一段:“日本既入旅顺,大举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屠杀了四日三夜,被杀者二万余人。据说,全市免于杀戮者仅有三十六人。”

本文介绍的这一种本来是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编印于1939年的《对义勇军战斗讲话案》。当时日语语境中的“义勇军”当指区别于正规军的各类武装,如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的日语译本中的“民兵”即被译作“义勇军”,东北沦陷以后,日本更有“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设置。具体这本书中所说的“义勇军”,则自然不独指东北义勇军,而是泛指各类敌后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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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并未参加昆仑关战役(可见此役缴获史料的丰富),自编成后长期驻扎在山东,而其编成担任部队日军步兵第2联队此前则曾参与“讨伐”东北抗日武装,故而这本书中有相当的东北、山东等地的作战内容,就不奇怪了。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日军一场如此公然的大屠杀,为何在当时没有造成国际舆论呢?那些随军记者的声音哪里去了?

本书一开端即强调情报的重要性。讲话人称自己初到一地时,“所感最困难之问题,即为情报蒐集”,并举例说明日军可以通过招纳降敌、四处交游等方式招募密探。不过,作者继而强调布置密探仅仅是搜索敌情的辅助手段,“至于根本办法,仍靠军队本身积极出动以行搜索为较紧要,此等密探,若不以积极出动搜剿之威力使其感服,则工作一停,而固定密探(至少一周间要连络一次)亦随之消灭。”这一观点反映了日军尽管早已意识到了招降纳叛的重要性,但是此时对培植汉奸等方面工作仍然不够信任,自然作用有限,而旨在主要依靠军队维系统治。

事实上,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在甲午战争期间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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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由《纽约世界》的社长约瑟夫·普利策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除了克里曼,还有《泰晤士报》记者克曼、英国《旗帜》记者威力、《黑与白》记者阿斯顿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

搜索敌情,语言障碍自然是一大难题,作者继而谈到翻译(为中国人)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在现状之下,诚不易得到一优秀之翻译”,若有有价值的翻译,“对伊予以一百至二百元高薪待遇,亦属值得”。因此,此时日军济南特务机关已经着手翻译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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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谈到的日军翻译人才的缺乏自然是发生在一定层级以下的,就该部来说,大概是中队一级一度缺乏翻译人才:“现在中队中所用之翻译,均系去年此时派来,当其初来之际,程度上极为肤浅,能否称职,殊属疑问,后经安田中尉与樱井少尉,加以适当教育,现已能相当使用,并能独立工作,单就检举潜伏敌人一项而言,已有十七八件(单手枪方面已获有廿枝),对于投诚工作,亦颇能发挥其手腕,甚至有以自己收入,激励密探而作情报搜集者,其活跃状态,方诸去年,实有隔世之感。”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件事情既不在国内进行报道,也没有在国际上抗争呼吁。清政府驻欧美大使也对此事保持沉默。

即可看出,作者所指的翻译并不是“仅作翻译使用”,而是要使之“为情报将校之助手,或搜索情报,或调制审问口供,或活用于特种检举队”。换句话来说,作者对于翻译所期待的,并非只是在纯粹技术层面上辅助日军,而是要在内心等各个层面支持日军的侵略。

克里曼等四人的报道,一经刊发便引起了英美国家的震惊。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由于清政府自己对此事不发声,英、美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没有追究此事。于是日军的旅顺大屠杀一事不了了之,在当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国际舆论。(摘自《万国报馆》有删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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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与杨靖宇作战(其中部队番号当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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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作者的强调也值得注意。他指出,无论是东北四省还是哪里人,对于他们,不能止于恩威并济,而要恩三分威七分,因为中国人“对于有权威与能给金钱及享以吃饭之人,绝对表示服从,并不如日本人有为知己而死之观念”。易言之,则是“对于密探翻译,不问其有如何成绩,决不能开口褒奖,如其真正努力,可以暗送金钱,若予以夸奖,则反令其懈怠。”作者并多次将这类观念与行动上升至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观察,由此可见当时日军对于中国人的看法。

在给密探、翻译的薪酬方面,作者对中国人的看法更暴露无遗。作者指出:“欲与以十元,切不可竟以十元给之,于谈话之间,示以二三百元钞票,然后于其中抽出十元给之,如此可使其非常感激,在日本人心理上,如此一定很不喜欢,以为为人轻视,但此亦即国民性差别之点……彼等于看到大钱时,眼光特别起敬,又同是给钱时,而于公众前给之,则觉面子好看,或于数人中给以差别之金钱,则尤能触其发愤之动机。关于面子二字,为统驭中国人最要紧之事”。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在当时十分流行,对中国人的这一刻板印象,多少也为日军侵华推波助澜。在此,笔者无意于指出这一看法的是非曲直,毕竟,日军侵华后来的结果也是大家实所共鉴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要求警备部队在警备区域内要达到不用使用地图的水平,因为“昭和十二年七月参谋本部所发行之十万分一地图,其中地形地名,均不精确。又县公署发行之地图,其地名虽略一致,然梯尺不正,因亦不能适用”。于是,警备部队需要在警备区域内长期驻留,以熟悉地形、路线,进而布置情报网,加强对各机关的联系。

对于我军的情报工作,本书亦有大量的描述,作者指出:“吾人周围受有敌之密探包围集中攻击”,“敌人之密探网,其布置极为巧妙,使吾人几不能不佩服之。”并列举可能被敌后武装发展为固定密探的人员如下:

一、日军所信任之村长、区长、镇长等。

二、火车站的职员。

三、警察署署长、署员。

四、兴国会、新民会人员。

五、县公署内职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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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与八路军交战

其中记录了日军警察署长的“通敌”

至于敌后武装发展的游动密探,亦值得注意。作者提到,日军曾于1938年7月在南流镇(今属潍坊安丘)捕获国军厉文礼(时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班长,发现“其采取我军之情报,诚巧妙之至。彼收买分遣队使用之儿童及维持会之苦力以之确实侦察列车转运之次数,输送汽车与兵器之数目,及分遣队之兵力、装备。一月之间,曾与在安邱之厉文礼连络达十七次之多。其他如牵骡马之农夫,与兵营四周之乞丐,均极为可疑。且有时尚有使用女子者,故于女教员、女宣抚官、女警察等,决不可轻易信任。”作者同时举例称,自己此前任职地(可能指东北)的日军所用的苦力,即受苏联领事馆收买,由垃圾中检取带有“秘”字的纸张送交苏联领事馆,即可受奖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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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与国军杨秀峰部作战

“当时岞山方面‘通敌’者甚多”

1938年4月,作者在岞山(今属潍坊)任职时,宣抚班班长曾告诉他,岞山维持会会长王某“为一非常有学问之亲日派”,因此自己对他也特别信任。但是,此时,即便日军的情报网已经过整备,但是日军出动的情报仍然始终为我军所侦知,而对于我军的情报,日军则毫无所得。于是,一个月后,经过作者调查发现,王某是挪用胶济铁路公款的“著名不良份子”,此时他不惟一方面向我军通报日军行动,同时扣押下边密探上报的情报。

在保密方面,作者指出,满铁的总机室内,绝对不可用中国人(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华北铁路,自沦陷后,一度由满铁直接经营,即便作为满铁关系会社的“中国公司”华北交通会社于1939年成立以后,实质上,华北交通会社也与满铁统一经营华北铁路,华北交通会社也是满铁的延长)。目前县电话局内,则常有“通敌”之事发生,每至晚上,即有我军密探携带电话机,悬挂于路上的军用电话线上进行窃听。同时,日军士兵常有在出发前一天,在酒馆、饭店内开怀畅饮,每至酩酊大醉,而信口胡说进而泄露出发消息,至于在平时闲谈、私人信函中泄露军机的,则不可胜数。

在泄密的反面,则是运用反间、佯动、佯攻以欺骗我军。作者指出:“敌人似易中我阳言与反宣传之计。”同时,打听道路亦须打听数方面的道路,使我军不能侦知日军的目的。以上便是本书关于情报斗争的内容,相较其他史料或是单纯在技术上泛泛而谈,或是出于宣传、市场需要而未可尽信,本书在实例与理论上兼而有之,同时作为对内教材,自然有其独到价值。此外,本书尚有其他敌后国共武装与日军斗争的具体内容,如前所述,本书记载的部分细节或与今日所知有一定出入,本文也暂时无法就此进一步辨正与拓展,不过欢迎大家来平台查阅、使用这本书,并与其他史料比勘、互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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