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

原标题:WWII中的拉包尔①

原标题:词语||拿破仑从未说过中国是“睡狮”

来源|人民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拉包尔,位于西太平洋俾斯麦群岛中新不列颠岛东北部加泽尔半岛顶端的布兰什湾,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港口,周围有多座火山,二战期间曾是日本的大型海空基地。

在中国,拿破仑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

作者简介: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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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拿破仑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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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一个多月后的1942年1月底日本攻占了拉包尔,占领期间日本重建了城市和港口,修建了医院、工厂、仓库、洞库,通信设施、防空掩体、高炮阵地、地下通道、地下居住区等。日本将陆军第8方面军司令部、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第11航空队司令部都设在了拉包尔,到1943年驻军人数超过11万。使之成为了日本实施所罗门群岛战役和新几内亚战役的海空要塞,成为了日军南太平洋主要的作战行动中心,成为了进一步向南推进的前进基地。

“睡狮论”的来龙去脉

赫鲁晓夫等人为斯大林守灵(网络图)

从1942年起,在南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日军的舰艇和飞机依托拉包尔进行集结并展开对盟军进攻,由于战略地位重要,1943年11月美军对拉包尔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基地设施遭到破坏,舰艇被迫撤至太平洋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之后,美军对拉包尔进行了持久的空袭和包围,阻断隔绝了日军的供应补给。美军对拉包尔围而不攻,跳岛作战,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投降时拉包尔仍有日本驻军10万(今村均供词数据)。
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就是从拉包儿机场起飞,前往所罗门前线布干维尔岛视察,途中被美国陆军战斗机伏击丧命

“睡狮论”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话语中常见的“唤醒东方论”,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继而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唤醒睡狮”的寓言。清末革命宣传家将“醒狮”立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将之应用到各种民族主义宣传之中。在各种宣传包装之下,“睡狮论”逐渐融入到民众的口头传播当中。

在我国,一提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往往就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一步引申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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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论的由来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搞“非斯大林化”

1943年11月5日,萨拉托加号和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舰载机袭击拉包尔的日本舰船,被攻击的其中有几艘巡洋舰。右边,一个重巡洋舰已经被击中。巡洋舰和驱逐舰正从辛普森港开往宽阔的布兰什湾。本照片由萨拉托加号起飞的飞机拍摄。

在中国,拿破仑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美国学者费约翰建议将唤醒中国论的发明权归于曾国藩的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

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亚?尼?雅科夫列夫也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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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他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而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1942年,停泊在拉包尔辛普森港的日本舰船和空中飞行的日本飞机。

曾纪泽

应该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1953年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除了揭露和处理贝利亚外,还包括批判个人崇拜和讨论经济问题。但到1953年底,并没有以苏共或其他组织名义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在党内上层内部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也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次讲话中,“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当时他说:党当前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1955年,赫鲁晓夫在一次农业问题的会议上也公开地批评了斯大林。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因为:第一,1954年到1955年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过程中,调查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苏联搞大清洗和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贝利亚已难以自圆其说了。第二,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是公开进行的,全国各地很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前政治犯参加了,这对推动反对个人崇拜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由于平反工作进展缓慢,集中营里还有大量的政治犯,当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案件”被平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时,大量政治犯强烈要求尽快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暴动。第四,对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苏南关系,苏共把责任推给贝利亚,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主要责任在斯大林。苏共领导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难以与其他兄弟党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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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曾纪泽在欧洲《亚洲季刊》上发表“China, the Sleepingand
the
Awakening”(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鸦片战争虽然打破了中国的安乐好梦,然而终未能使之完全苏醒,随后乃有圆明园大火,焦及眉毛,此时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心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据说此文发表之后,“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斯大林逝世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1942年,准备入侵拉包尔的日本船队

但是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利,日本、印度、韩国等东方国家,全都不约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唤醒”过。唤醒论是东西方对峙的文化语境中,基督教文化对于整个东方文化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论调,是“文明社会”对于“前文明社会”优越感的表现。曾纪泽是个基督徒,他借用了唤醒论作为话题入口,目的在于阐述中国温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态。

赫鲁晓夫执政11年,推行的基本上是斯大林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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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美国学者的大略统计,从1890年到1940年间,美国有60余篇论文与30余部著作在标题中使用了“唤醒中国”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可是,这些标题中所提及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从未有过“中国睡狮”的意象。那么,睡狮意象又是谁的发明呢?

不论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他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与路线看,都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更不能证明他全面否定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1942年1月下旬,从拉包尔撤退的纸猫国士兵,越过新不列颠岛东北部加泽尔半岛东侧拜宁山的Warangoi/Adler河。

宁选睡狮不选飞龙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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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99年的《动物谈》讲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梁启超说自己曾隐几而卧,听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正在讨论各自所见的奇异动物。某丁说,他曾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状似狮子的怪物,有人告诉他:“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
还说这就是曾纪泽译作“睡狮”的怪物,是一头“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试拨其机”,却发现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终于明白睡狮早已锈蚀,如不能更易新机,则将长睡不醒。梁启超听到这里,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长叹一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与路线,基本上亦是斯大林的那一套。

1943年,拉包尔日本海军的D3A型瓦尔轰炸机。

虽然曾纪泽从未将中国比作睡狮,可是,梁启超却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实睡狮论出自曾纪泽。梁启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见领袖,文风淋漓大气,笔锋常带情感,在清末知识分子当中极具影响力。而曾纪泽论文的文言版虽曾在报纸刊载,但并没有收入《曾惠敏公遗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读到原文。

赫鲁晓夫上台后继续推行斯大林长期坚持的优先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政策,对马林科夫增加对轻工业与食品工业投资的主张加以批判,迫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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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的。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

赫鲁晓夫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苏联确定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时间表,赫鲁晓夫还提出,在两个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1943年,拉包尔上空的日本海军一式陆攻

清末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宁选睡狮不选飞龙,除了将龙视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还与龙在清末所负载的各种负面形象相关,正如丘逢甲诗云:“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狮尤猛于虎,劝君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乞灵今日纷钻龟,七十二钻谋者众。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

赫鲁晓夫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为此,上台后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在他执政期间,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倡导下,大搞合并集体农庄。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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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1943年,美国海军的B-25轰炸拉包尔

清末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龙

赫鲁晓夫批判的是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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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心目中,龙这条东鳞西爪的可怜虫,早已成为供人戏弄的对象,只有威武的狮子,才能用来代表祖国的形象。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却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熟知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苏联)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943年,伊号作战期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拉包尔机场向一架零式战斗机致敬。4月18日,山本乘坐的一式陆攻被美军的P38击落,山本死亡。

“睡狮论”的传播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当时不少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的崇拜阶梯。”[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三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明确指出,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必须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亚蒂言论》第2卷)由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未解决,后来,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说明在党内没有民主又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下,斯大林的不良品质很容易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说的“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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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强烈的启蒙欲望。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许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蒋观云等,都曾创作《醒狮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收录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狮歌》两篇、《醒国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邓小平作出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决策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43年3月16日,一架盟军飞机在拉包尔(05 10’S,152
10’)附近拍摄到的日本潜艇。

20世纪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两本必读书,影响非常大。

中苏论战:双方都没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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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革命军》直接将中国比作睡狮:“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据说此书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

中国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在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这正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时期。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的“极左”。总体上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的帽子。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1943年10月,B-25轰炸机伞投的杀伤炸弹,落向拉包尔瓦纳卡努机场掩体内的日本一式陆攻。

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更是洛阳纸贵。作者写自己梦见被一群虎狼追赶,乃长号一声,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狮,“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风忽起,那大狮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还梦见两面大国旗,黄缎为地,中绣大狮;又见到一本大书,封面画一大吼狮子,题曰“光复纪事本末”。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从哪方面说,有关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都是站不住的。那末,为何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论点呢?坚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联剧变归罪于赫鲁晓夫,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就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刘书林等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把因果关系全颠倒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了突破斯大林模式,不走苏联的老路,才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苏联特色,如果还搞斯大林那一套,中国必然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有些人至今不懂得苏东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还有人断言,《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同时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地认为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如此颂扬斯大林及其创建的苏联模式,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将误导国人,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我国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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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准备从拉包尔起飞的瑞鹤号航母配属的零战

陈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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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频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渴望能将醒狮形象写入未来新中国国歌:“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

向拉包尔进发的萨拉托加号

此后,各种以“醒狮”命名的爱国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上海狮吼社先后发行的《醒狮》半月刊和《醒狮》月刊,山西大学曙社的《醒狮》半月刊,中国青年党醒狮派的《醒狮》周报等。此外,长沙、兰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狮”为名的青年社团,发行以“醒狮”为名的爱国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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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用语中早有“狮子吼”一说,据说狮子吼则百兽惊。抗日战争期间,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曾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扬抗日救亡,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为醒狮符号暗合了传统文化中狮子吼的正面内涵,新概念得以毫无阻碍地与人们固有的心理图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传播。“睡狮—醒狮—狮子吼”,代表同一主体的三种雄狮状态,自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主体——中华民族。

1943年11月2日,盟军空袭拉包尔期间,投掷的白磷弹在日军的拉库纳伊机场爆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寻找西方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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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清末革命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不仅模糊了知识产权,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狮”来指代。

尽管有许多证据说明睡狮论源于梁启超的《动物谈》,但是由于梁启超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传家从一开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启超的开拓性贡献。留日学生的《江苏》杂志,在1904年的一篇时评《德人干涉留学生》中特别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国为旨者也,数十年前,德相俾士麦(Otto
Von
Bismarck)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这说明至迟在1904年,革命宣传家已经开始寻找外国政治家作为睡狮论的代言人。

1910年的《台湾日日新报》曾发表一篇“翻译”文章,假冒英国人的语气说:“盖今日之清国,非复前日之清国,睡狮已醒,怵然以大烟为深戒。”该报又有文章说:“昔日某西人,论清国之音乐,其言曰:支那人实不愧睡狮之称也,舞楼戏馆,茶园酒店,无一处不撞金鼓。”还有文章称:“
纽约《地球报》称,人言清国为睡狮已醒者,伪也,彼亚东之狮,实今日犹酣睡梦乡也。”

1911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对睡狮论做过追问:“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义矣。”作者到处向人打听睡狮论的原始意义,均无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狮论中,不仅拿破仑还没有出场,已经出场的曾纪泽、俾斯麦等人,均未取得睡狮论的主导权。但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赠与“西人”,大概已经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盖因国弱言轻,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话语权,“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请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则无话语力量。这大概是近百年的屡战屡败之后,国人积弱成疾的屈辱心态之必然反应。

拿破仑最终胜出

拿破仑与睡狮寓言相结合的具体时间很难锁定。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在191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将睡狮论归入到拿破仑名下了。不过,这一说法在国内似乎不大流行,朱执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将睡狮论归在德国政治家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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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

粗略统计,至1920年,睡狮论的代言人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此外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代的传播兴趣。而拿破仑的种种英雄业绩在各大媒体均有介绍,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媒体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仑可谓稳坐头把交椅。在口头传播中,只有公众熟悉的共同知识,才能为传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记忆,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识和名字,很快就会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睡狮论再次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次,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睡狮论的惟一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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