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改变欧洲历史

从欧洲历史看贵族精神

揭秘:希特勒曾计划谋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

1348年,一场鼠疫大流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人类的卫生保健史。这个时候是中国的元朝末年。

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

70年前,伊朗首都德黑兰曾经发生一起直接关系到苏、美、英“三巨头”生死安危以及德黑兰会议成败的间谍大战。结果,希特勒谋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远跳行动”计划以全面失败而告终。年仅19岁的前苏联传奇特工格沃尔格·瓦尔塔尼扬为此建立的丰功伟绩,也以永远的经典而书写在国际情报史中。

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有肿块,然后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因此当时被称为黑死病。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各地的大学也以开设高尔夫球课程招徕生源,似乎学会了挥舞球杆,从此便步入上流社会。

格沃尔格·瓦尔塔尼扬1924年出生于苏联顿河畔罗斯托夫,并在一个有着浓厚“情报情结”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当年帮助他的父亲获得伊朗国籍的正是苏联的情报部门,这才有了父亲在德黑兰开办糖果点心厂,最终成为颇具威望的伊朗富商的发家史。

疫病皆有传染源,黑死病的源头是老鼠及其携带的跳蚤。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传染给了他们。蒙古人居于中国北方,从成吉思汗起向西扩张,横扫中亚和欧洲。1345年,占领中亚、西亚的蒙古人进攻黑海之滨一个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东罗马帝国称臣。面对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加法人坚壁清野,闭城不战。蒙古人围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军中蔓延。蒙古人知道这种瘟疫会传染,于是用抛石机将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尸体抛入城内。加法人不了解这种瘟疫,对抛进来的尸体置之不理,亦莫名其妙。尸体腐烂后,恐怖的瘟疫便随之爆发。现在看来,是腐烂的尸体释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气,毒化了水源,导致了瘟疫。这是最早的细菌战。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开城门,纷纷仓皇逃窜。而城外的蒙古大军也不战而退,鼠疫同样没有放过他们,他们也没有免疫力。

满城尽带贵族甲,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德瓦尔德教授,一直着迷于欧洲贵族的研究,苦心研读几十年,终于成为欧洲贵族史的研究权威。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名著《欧洲贵族(1400——1800)》,让我们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览欧洲贵族的历史变迁。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父亲的影响下,不满16岁的格沃尔格已是一名苏联情报员。1940年2月,根据苏联情报部门传奇式人物伊万·阿加扬茨的指示,小格沃尔格组织了一支八人“轻骑兵”。他们两人为一组,以自行车代步,使用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跟踪、监视德国驻德黑兰情报人员的行踪,并查找为法西斯效力的当地居民,两年内揭露出400多名在伊朗的德国间谍。

劫后余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们的宗主国——东罗马帝国。然而,加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意大利威尼斯让他们的船只在海上隔离40天后才准许上岸,意在阻止瘟疫传入。但船上携带细菌的老鼠会游泳,它们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为向苏联派遣间谍,英国情报部门在德黑兰开办了名为无线电俱乐部,实为情报学校的机构,旨在培训懂俄语的各民族年轻人。从1942年起,格沃尔格秘密进入该校,虽然仅有半年时间,但他有机会学习了招募方法、密码写信、单边联系方法、跟踪和反跟踪,以及采取秘密行动等。这无疑为他执行新的艰巨任务奠定了卓有成效的业务技能。根据他提供的情报,苏联间谍机构最后成功破获了该校派往苏联境内的所有间谍。

当时,欧洲教会不知道老鼠是传染源,认为猫是幽灵和邪恶的化身,鼓动人们捕杀猫。猫几乎濒临灭绝,没有了天敌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剧了黑死病的流行。那时欧洲的医学也非常落后,不论得了什么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实行放血疗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剂、催吐剂。仍不奏效,就用火烧灼淋巴肿块。这都是西方医学鼻祖、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方法,不过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疗法是把干蛤蟆放在皮肤上,或者用尿洗澡。这些疗法自然也无效。于是人们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愤怒。要赎罪,一些人手执带着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边被打一边哼唱着“我有罪”。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这些靠海上贸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发户们,论钱包,要比贵族们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的教养与气质。教养这个玩意很玄虚,又很实在,体现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与对人的彬彬有礼。不要以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贵族之间才讲文明礼貌。贵族与庶民,虽然身份不平等,但同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英国历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没有一个卑躬屈膝,个个都像贵族那样体面、有尊严。张爱玲说过
,老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整正,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不仅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而且贵族对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对不起,先生。”

在格沃尔格的特工生涯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自然是在1943年秋天执行的反谋杀任务。当希特勒获取苏、美、英三国首脑即将召开德黑兰会议的重要情报后,立即指定亲信筹划对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刺杀行动。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生日,德国人计划于这一天潜入英国驻德黑兰使馆,对丘吉尔实施暗杀。

这场黑死病使欧洲人死亡约2500万,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贵族的教养从何而来?它无法像知识那样机械地传授,只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学校与社交,便是陶冶性情的最重要空间。教养首先来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弹钢琴、背《论语》式的家庭功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家庭之后是学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贵族学校教你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赚钱的实用知识,而是阅读大量“无用”的拉丁文,通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贵族社会所需要的绅士。最后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便为成人,由父母带领进入社交圈子,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实践各种社交礼仪,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淑女。

代号“远跳行动”的指挥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卫军特种部队头目斯科尔采尼。他派出探路的6人先遣小组刚刚被空投到距德黑兰70公里的库姆地区后,便被格沃尔格领导的“轻骑兵”尽数擒获。原来,苏联已经提前截获相关情报并采取得力措施,纳粹空降间谍及地面接应人员都被一网打尽。

意大利人薄伽丘的《十日谈》写作背景就是黑死病流行时期。当时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郊外的一座别墅中。为消耗时间,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书名由此而来。

一般来说,贵族气质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不复改正,无论如何模仿,皆不成体统,于是开始培养下一代,送子女进贵族学校,学绅士礼仪。但第二代毕竟是教育的结果,所谓的贵族气质乃后天形成,尚未内化到血脉之中。平日尚能维持文明与体面,一到吵架的时候,家乡的骂人土话便脱口而出。一直要等到第三代,习惯变为自然,贵族品性浑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门风。

成功的格沃尔格在无形战线找到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幸运的格沃尔格在茫茫人海找到了相伴56年的亲密爱人。1946年,格沃尔格在伊朗与戈阿尔结婚,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报伉俪”。由于工作需要,他们一生没有养育孩子;也是由于工作需要和其他缘故,他们又留下三次举行“婚礼”的趣闻。数十年间,精通八国语言的格沃尔格留下大量工作的足迹。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夫妻一起获取了北约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科技等各方面情报。据称有的情报密级极高,也许200年或300年以后才会解密。他们提供的宝贵情报为苏联科学界节约了经费,并缩短了10至15年的研究时间。

米兰人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周围建起围墙,围墙内的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米兰避免了瘟疫。这是人类对传染病第一次建立隔离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并非由于任何武力上之凭藉,而胥由于人民之同意。英人贵族制度流传至今,乃是得到民众同意。英人不仅不反对他们所处的社会里有这种贵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种贵族制度为骄傲,为满足。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一个社会很难人人为君子,但只要大多数人以贵族精神为自觉追求,便会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养的氛围。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所有乘客,无论是头等舱的,还是甲板以下的,在妇孺面前,都表现出礼让与风度,便是一个绅士社会的风范体现。

1984年5月28日,格沃尔格成为和平年代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第一个地下工作者。直到他80岁生日时,俄对外情报局才公开他的间谍身份。

黑死病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一个名叫希利亚克的医生在教皇支持下开始解剖死者的尸体,而在此之前解剖尸体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希利亚克正确判断出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过空气传播,后者通过血液传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强。解剖学由此开始发展,西方医学逐渐认识了人体生理,进而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

贵族精神的另一个标志是责任。不要以为绅士们贵为一方,手握权柄,便可以为所欲为。身为贵族,便意味着担当与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严于自律。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人人趋之若鹜,但身在其中,无异为吃苦夏令营。统一作息时间,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体熄灯。军营化的管理,目的无他,乃为培育学生高度的自律与团队精神。欧洲的中世纪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贵族,都要从军打仗。严明的纪律训练,性格的自我约束,成为贵族学校的第一要务。储安平比较中英教育,深有感叹地说,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中国的教育却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纵。放纵的结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国一盘散沙。中国人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英国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团队精神,是另一个结果:“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2012年1月10日,格沃尔格患癌症在莫斯科去世,享年88岁。时任俄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唁电中称,格沃尔格“是传奇的情报员、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卓越而非凡的人物。他的去世对于他的亲友和所有知道这位杰出人士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欧洲人由此改善了卫生习惯。在此之前,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人们终年不洗一次澡,为遮掩体味,法国人才发明了香水。鼠疫流行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挖掘宽敞的下水道,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国际上把对鼠疫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欧洲的贵族传统,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包括最珍贵的生命。贵族间的决斗看似野蛮,却是捍卫自家名誉的不二法门。名誉不是虚荣,它意味着另一种责任,即对家族的责任。每个贵族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整个家族,其一言一行,都与家族的荣誉休戚相关。在各种欲望与利益的诱惑面前,仅仅靠个人品性难以抵挡,还要靠家族的集体约束力。一个贵族世家的荣誉,来源于几代人鲜血凝聚的战功,不容有败家子毁于一旦。到了现代,传统的贵族世家已经式微,融入平民社会,但集体的名誉依然存在,转化为母校的荣誉感。比如,哈佛的毕业生,一生须谨守哈佛的法则,无愧为哈佛之子。若个别害群之马有丑闻曝光,当令整个学校蒙耻。母校决不护短,定下驱逐令,将其逐出家族圈子,以此警戒家族众人,不要自取其辱。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君骥,原题:《希特勒曾计划谋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

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中叶,黑死病每隔几十年都会在欧洲重现,但再也没有造成像第一次爆发时那样惨烈的疫情,这应归功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如今鼠疫仅在非洲贫穷落后地区偶尔发生。

中国儒家有修齐治平的传统,欧洲贵族也是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对底下臣民怀有保护的责任。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其权力之大连国王都不得与闻,但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领主与臣民之间,看似依附与被依附,实乃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若无法保护臣民的利益,尽到领主的职责,臣民们会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随之衰落。这一中世纪贵族“为臣民负责”的传统,到了现代便转化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一到周末,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贵族名校,皆人去楼空,学生都到社区、医院、教堂和养老院当志愿者,为公众服务去了。真正的贵族,不是在学校学打高尔夫球,与民众们拉开距离,以显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尽量走向底层,接近平民,为公众服务。奢侈不是贵族的身份标志,只有暴发户才需要炫耀性消费,证明自己已经脱贫。真正的贵族虽然有钱,但不在乎钱,更不以聚财和享受为人生目的。他们在生活上是低调的,在意的不是消费,而是慈善。慈善活动才是真正的贵族圈游戏。在各种赈灾、拍卖和捐助之中,贵族们竞相攀比的,是他们对社会的爱心,同时也是自己的荣贵身份。

欧洲鼠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极其短缺,农奴地位因此提高,于是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欧洲封建贵族由此开始逐步衰落,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直至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一场传染病,就这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在欧洲,英国贵族是开放的、流动的,经过国王与女王陛下的册封,不断有各界精英与成功人士,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入贵族队伍。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比较封闭、保守。路易十四时代,中世纪的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为削弱各地诸侯的实力,国王继续授予贵族们以经济特权,却剥夺了他们的地方政治实权。路易十四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凡尔赛宫,让贵族们迁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于上流社会的豪华奢侈之中,从此乐不思蜀,不再关心臣民的疾苦。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贵族阶级享有特权,却不尽公共责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们,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是否腐败,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若责任与特权相等,民众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顿。一旦统治阶级只考虑私利,放弃对臣民的职责,甚至荒淫无耻,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有贵族却无贵族精神,便距离革命不远了。托克维尔还分析说: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自治,平等社会却需要中央集权。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人心中的平等社会,但这个社会还死死抓住已经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当贵族们沉湎于花天酒地,不再担当精英职责的时候,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了:启蒙知识分子领导第三等级,通过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贵族的民主社会。

法国贵族之所以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谋杀:在其肉身尚未灭亡之前,其灵魂——贵族精神已经死亡了。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最早是贵族对抗王权的口号。当法国的贵族们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徜徉,在富丽堂皇的舞厅里,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贵族阶级灭亡了,但是否还需要贵族精神,尤其是其灵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奥尔良王朝时代的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平民时代的原则则是自利。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消失了,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不是杨朱,即为犬儒。在封建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会内部存在着有机的结合,但到平民时代,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的个人,彼此孤立,是一种机械的利益组合。为形成起码的社会秩序,在原子式的个人之上,不得不按照旧制度的传统,重建一个专制威权。在中古时代,民众们追随贵族,贵族是社会的公共表率。到了平民社会,不再有道德与舆论权威,人们追随多数人的意见,为匿名权威所摆布。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优秀的品质与可怕的灾难都会减少,但在平等的多数主宰之下,社会逐渐趋向平庸化和肤浅化。

托克维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深知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利弊所在。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平民时代的来临,宣告了贵族阶级的死亡。但各种伪贵族们,无论是物质贵族,还是精神贵族却应运而生,这些不再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赝品,充斥了我们的时代。教养、责任与自由,这些久违了的贵族精神,究竟又在哪里?从历史返观当下,不由令人长叹:世无贵族,遂使伪士成名!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