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英国王室:舅舅试图勾引外甥女推翻外甥

俄罗斯被指曾研究坠毁飞碟或解剖过“外星人”

俄国宗教历史的演绎路径

亨利八世虽然经历了六次婚姻,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却一次婚姻都没有。难道是父亲经历的多次婚姻给她的精神带来了创伤吗?她被称为不让男人接近的处女国王,不过她虽然没有结过婚,但并不隐讳自己有过情人。

关于外星人的传说总是层出不穷,据台湾东森电视台12月12日报道,最近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俄罗斯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外星文明的存在。据称,1969年时俄罗斯军方曾发现一个飞碟坠毁,而且视频还显示,他们对死亡的外星人进行了解剖。

众所周知,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从宗教的束缚下摆脱出来、以张扬人本主义的一种思想启蒙运动。但是在俄国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却看到了与此相反的现代化景观——宗教复兴和思想启蒙的“共生”现象:表面上看,1905年“宗教宽容法”的颁布和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成立,是两个孤立而互不相干的事件,其背后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相连。在这个过程中,俄国的自由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相互借力、共同生长,演绎出与欧洲文艺复兴“走出宗教”形式相反但结果相同的进程。在西欧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人文主义。而在俄国,宗教复兴是和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有人会问,教会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怎么能与政治反对派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产生“共生、共容性”呢?在西欧摆脱宗教钳制是迎来思想解放的前提条件,为什么在俄国会有“逆向”的历史演绎呢?

亨利八世去世后,他的三个孩子相继成为国王。但在第三位国王伊丽莎白即位前的十年里,英国一直都处于混乱之中。首先是珍·西摩之子爱德华六世(1547年至1553年在位)在九岁时成为国王,但却由自己的舅舅(珍·西摩的哥哥)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掌握着实权。爱德华的弟弟托马斯·西摩曾与亨利八世的第六位妻子凯瑟琳·帕尔结婚,并希望爱德华六世和珍·格蕾结婚,还想勾引伊丽莎白,以求获得权力。但最终,他在1549年以谋反罪的罪名被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西摩事件。人们也曾怀疑伊丽莎白参与了这场阴谋,在这之后,她对自己的言行变得更加谨慎。

据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9年11月的一个冬日,有一艘小型的不明飞行物体在空中爆炸之后,坠落到乌克兰境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地区附近一处茂密的树林里。当时苏联政府人员接到消息后赶往现场,发现飞碟就斜斜的半埋在地面里。军方随即封锁现场,并由KGB拍下事发现场的视频。除了坠毁的飞碟外,他们还在现场找到了一具“外型瘦小”的外星人尸体。后来尸体和飞碟被送到一处秘密地点进行研究。

怎么会“共生”

利用这次事件,取代萨默塞特公爵并获得势力的是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他在1552年成功地将萨默塞特公爵以谋反罪逮捕并处死。于是,他让儿子吉尔福德与珍·格蕾结婚,密谋让珍成为爱德华六世的继承人。

报道称,整个事件被列入最高机密。但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纷纷被解密并流入民间,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UFO专家在俄罗斯的黑市购得这段视频。1998年9月,该视频在美国电视上播出过一次。

在西欧,由于教权力量强大,人们处在教会的束缚下,所以走出中世纪人们就要摆脱教会的枷锁。在那里,近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世俗化的过程。而俄罗斯与西欧的国家形式、权力资产分配结构不同,自然反抗的对象就有所区别。在俄国,从彼得大帝以后,国家主义的力量主宰了一切,就连教会都必须向沙皇俯首称臣,匍匐在政权面前,因此俄国近代化的过程是打破国家垄断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宗教独立意识觉醒的进程。

珍·格蕾是萨福克公爵亨利·格蕾之女,是亨利八世的曾孙女,因此具有继承王位的权力。

看过这段影片的前火箭专家、NBC电视网的太空顾问奥柏格(James
Oberg)在1998年所写的“KGB的UFO档案”(The Secret KGB UFO
Files)评论里曾质疑过这段视频的真实性。除了视频里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错误之外,视频片头还开宗明义地打出“不负责声明”:“你将要看到的,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不是。”

因为俄国历史发展过程异于西欧的特点,沙皇使教会成为皇权的工具,教会不独立是人所共知的。俄国教会从彼得一世开始,一切事物都要尊崇“沙皇陛下的诏令”,正如教会人士所说的,是“彼得专制政体之鹰,啄食了俄国东正教之心”,而沙皇一直把教会看作是最主要的潜在反对者,可以说,政权和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所以教会内部有很强的内在抗争力和独立自主精神,他们反对把神的东西变成政权的东西,变成政治性的东西,反对把教会变成政权的工具。在西欧早已是“过去时”的“宗教和世俗体系权益的重新评估”过程,在俄国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刚刚展开。正如哲学家洛斯基所说,俄国“思想晚来的和迟到的觉醒”必定是和宗教缠绕在一起,由于国家垄断压制了一切领域,在精神学科里呼唤“中世纪”并没有成为人文主义成长的羁绊,反而可以借助宗教的复兴为人文主义扫清障碍。俄国不存在一个以宗教为中心、教权独大的“中世纪”,所以在欧洲反教权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而在俄国,某种程度上可以演化为反世俗政权向中世纪神学的复归。

1553年,爱德华病逝,达德利宣布拥立珍·格蕾继承王位。但是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拥立的玛丽最终获得了胜利。珍·格蕾只当了九天的女王就被推翻,并被幽禁在伦敦塔。约翰·达德利则被处死。

不过,报道分析说,若真是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为何“全球最顶尖五大电台”之一、有160国多达1.09亿听众的“俄罗斯之声”会在数十年之后再度报道这个故事?“俄罗斯之声”还引用未经证实的报告指出,1989年
8
月10日,有一架UFO在苏联的Prohlandnyi市附近坠毁,据说当局也找到了外星人尸体。

在西方,宗教已经异化到阻碍人性的地步,俄国恰恰相反,由于政权力量的控制无所不在和分裂运动造成的官方宗教的“凝固化”,国家强行支持一种宗教体系的结果,一方面使得东正教摆脱不掉草根的多神教和“旧礼仪”的抗争,尚处在直觉主义的感悟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执拗的坚守所谓“正统原则”,导致官方宗教哲学体系的狭隘保守,等于自我斩断了及时修正的“纠错机制”,因此靠拢政权的正统宗教在民间和贵族群体中都不受“待见”。安东尼·赫拉波维茨都主教认为,俄罗斯教会受国家控制,教会被取消了合法的首脑,交由世俗长官奴役,主教公会是完全不符合教规的机构,是把东正教会交由这个机构奴役。东正教会的人都知道,在俄国,不是牧首在管理着教会,而是沙皇和国家机关在管理教会,所以僧侣尤其是下层僧侣,政治上的被排斥感、文化上的边缘感和经济上的每况愈下,迫使他们和政治反对派趋同,越来越多的加入社会下层的反抗行列中,甚至有时会成为社会运动的向导者和理论创造者。

亨利八世与凯瑟琳·阿拉贡之女玛丽继承了王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是英国历史上的首位女王。她与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菲利普结婚,并镇压新教徒,于是获得了“血腥玛丽”的恶名。玛丽对致使父母亲离婚的安妮·布林之女伊丽莎白非常憎恨。

报道称,2013年稍早时,俄罗斯媒体还报道说俄国科学家曾跟外星人接触过。据报道,已退休的国防部官员萨文(Alexey
Savin)向记者爆料说:“20世纪80年代晚期,参谋总部的一批专家,曾成功的跟外星文明的代表接触过。”

而俄国贵族经历了叶卡特琳娜二世“官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争鸣和共济会组织模式,产生了自由主义思潮。我们知道,共济会在俄国得以普及,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不承认各种信仰之间的差异,还进行自由政治的讨论,它通过神秘性把加入共济会小组的受过教育的富人,与当时只是去教堂去礼拜的无知老百姓分别开来,由于它的神秘性,对于进行密谋是很适当的掩护,所以十二月党人的密谋参加者都出自于共济会分会并不是偶然的”。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的残酷镇压,使俄国进入到“外部奴役和内部解放”的拉锯时期。

玛丽和西班牙走得很近,并与罗马教皇恢复关系。由此,英国卷入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最终英国战败,丧失了加来。英国国内也爆发农民起义。在这混乱的局面中,玛丽在1558年去世,将王位转让给了伊丽莎白。

上述报道还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防部如何“发动大型的超自然现象研究”。选择军事基地进行上述研究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专家长期以来得出的结论认为,
UFO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测试新武器或装备的军事训练基地附近出没。

此外,由于上帝的信念要早于和广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自由的思想起初都愿意躲藏在宗教背后表达自己的思想。民间教会常说,在把人不当人的时候,在人们苦闷和孤独的时候“基督就快回来了”。自由主义思潮则言,通向神的王国首先要通向自由的王国。由于俄国的宗教力量和西欧宗教力量扮演的政治角色不同,因此它们形成的巨大反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久,一个“伊丽莎白时代”启开大幕。但实际上安妮·布林之女伊丽莎白在即位前曾经遭遇过多次危机,一度曾被玛丽囚禁在伦敦塔内。

该媒体引述“安全、国防与执法学院”及国安会前成员叶利孟科(Vasily
Yeremenko)的话指出:“今天UFO的话题无处不在。但由于背负着邪门外道的恶名,严肃的科学家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

可以说,产生自由的需要与产生宗教的需要在这个阶段并不矛盾,两者间的“无形联盟”既有双方依存的需要,也体现了自由主义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启蒙运动的社会工程里不能没有宗教乌托邦的追求,宗教反对派与政治反对派有时很难区分,甚至出现“基督教无神论者”、“个人主义基督教论者”和“世俗神学家”等奇奇怪怪的并列。无助的人们喜欢用“上帝”这种超越的信念去否定当时的政体,因为人和上帝合作便具有超能力。将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它有一种神秘公正的天理在那里。而宗教扮演者挑战政治体系的斗争更是由来已久,宗教提供了政权所不能给与的另类选择,它至少可以成为表达不满的地方,“要求宗教自由——在其他方面就成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利器”(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215页。),可以成为摆脱国家控制的一个必经途径。国家与社会之间较量的政治谱系,借助于什么外在包装并没有一定之规。

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玛丽、爱德华和伊丽莎白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子孙。因此,亨利的两位姐妹玛丽和玛格丽特的子孙成了王位的继承人。由于玛丽的孙女珍·格蕾被幽禁,只剩下玛格丽特的孙女玛丽,她将向伊丽莎白的王位发起挑战。

奇怪的组合

玛丽·斯图尔特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玛格丽特和詹姆斯四世之子)和法国公主玛丽·洛林之女。她与达恩利公爵亨利之子詹姆斯继伊丽莎白之后,成为英国国王,开创了斯图尔特王朝。

19世纪后半叶,俄国农奴制解放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脱离家乡进入城市,约男性农业人口的1/3都加入到打工者的行列中,原来的共同体纽带弱化,这样既为宗教的兴盛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条件。尤其是在俄国第一次革命阶段,一人身兼两种社会功能、或宗教和世俗两种势力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怪诞”排列组合曾在俄国的舞台上发生过巨大的作用。

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尔特作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女王,她们之间存在着宿命的纠葛。

别尔嘉耶夫描述过当时这种奇怪的组合:自由主义的“解放社”彼得堡委员会里可以发现被指责为反动唯心主义者的那类知识分子;新的宗教思想运动在左派“社会舆论”中得到了承认;因著作被抨击为“反动”分子的人,同时又在解放团体中讨论解放的纲领;而别氏本人就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可以上午参加宗教-哲学委员会的思想问题,下午又投入到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中去。“那个暴风雨的时代里,围绕第一次革命周围的有各种潮流,其中也有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对官方宗教的自由宗教派别。”在争自由的时代,“革命的狄奥尼索斯与宗教中的狄奥尼索斯思潮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联系”,政治反对派为宗教自由呼吁,宗教分裂派资助革命者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连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也承认,“理论上的唯物主义而在生活上的唯心主义,或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而在生活中唯物主义”这种二元主义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他自己就曾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信徒。当时俄国反对派政党利用宗教的能量,为自由主义政党、革命政党服务的策略都提高到党的代表会议大会议程上。以后的人们恐怕已经很难理解这种独特的社会景观了。

伊丽莎白虽然没有结婚,但她并不讨厌男人,还传出了她公开和情人幽会的绯闻。她最初的绯闻和一名叫做罗伯特·达德利的男人有关。

在革命阶段,各种反对派实际上是相互借助对方壮大自己,也就是说世僧两界具有反抗的重合性,需要“抱团取暖”,在“否定”的阶段完全可以共生。共济会就曾经是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载体。人文复兴的前提,是战胜强权和暴力,自由的宗教亦然。人的内心和外部的可分割性,并不影响人在两个维度的需求。虽然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但都是培养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者的怀疑,都是在防范君主们,都是在挣脱牢笼,都是要校正制度的反人类行径。在反抗暴政阶段,自由主义和神秘主义“携手共行”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罗伯特是诺森伯兰公爵约翰之子,与伊丽莎白青梅竹马,一度谈婚论嫁。但正如前文所述,他的父亲约翰·达德利因为拥护珍·格蕾,妄图获得王位而被处死,罗伯特也被关在伦敦塔中。伊丽莎白成为女王后,两人又开始变得亲密起来,但这却招来了大臣们的闲言碎语。因为罗伯特是叛逆者的儿子,而且还有一位名叫艾米·罗布萨特的妻子。

共同的赴难精神

伊丽莎白即位后,立刻让罗伯特负责喂养宫中的马匹,以便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因为女王喜欢骑马,罗伯特总是陪伴在她左右。于是,关于两人之间的谣言开始在英国流传开来,并通过潜伏在英国的各国间谍传播到了欧洲大陆。1559年,女王任命罗伯特为嘉德骑士。罗伯特是一位皮肤黝黑且聪明的运动型男人,很受女性欢迎,但却不为男性所信任。

19世纪下半叶俄国解放思潮与秘密宗教界联手,我们后来在剧变前苏联东欧也曾看到过。那时地下教会的兴旺,萨米兹达特阶段的地下出版物,也非常喜欢以“启示录”的语气宣扬自由主义,借宗教的外壳包装似乎更容易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另外,因为教堂里关乎信仰问题,靠强制力无法进入人的内心,精神不属于政治利益,所以那里成为相对自由的地方,当人们在世俗环境力无法逃避的时候,就希望在教会里找到一方净土,常有人以“与上帝同在”来自我安慰,教会变成逃避政治迫害的避难所也就不难理解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米哈伊洛夫说:“苏联,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已经为整个星球的宗教复兴准备好了土壤”。从世俗文化转向宗教文化,是人们对处境不满的一种独特回应。19世纪末反抗沙皇专制时是如此,20世纪末反对苏共专制时也是如此。人们已经认识到,用官方的学说来解释世界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正确的,于是就把目光转向其它的信仰。

1560年,伊丽莎白巡幸全国,这是她第一次作为女王在世人面前露面,受到了国民的热烈欢迎。而罗伯特则穿着华丽的衣裳,陪在她的身旁。

另外,宗教精神与革命运动也的确有相似之处,“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光荣的事业,这种信仰只有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就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所以在早期,人们往往很难区分政治与信仰的界限,甚至它们本身就是“雄雌共体”,在肯定模式到来之前,思想上的分化还没有表露出来时,革命者本身使用的就是圣徒的激励机制。

罗伯特隐瞒了自己有一位妻子的事实,据说伊丽莎白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560年9月,罗伯特的妻子艾米从楼梯上跌下来,摔断脖子而身亡,这层关系才被公开。关于她的死,有多种说法,有说当时艾米是因为患有乳腺癌而自杀,但也有流言说是罗伯特将她杀死的。

其次,他们需要同样的赴难精神。革命与基督教的宗教性有相接近的一些特点,群众运动的宗教化和宗教运动的草根基础之间的同构性是我们所熟知的:某种清教徒的道德说教,苦行主义和严格的个人生活,克服自私自利、自我牺牲精神和奉献的品德,具有顽强的信念,对市侩的厌恶,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乌托邦的向往,愿意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对某种思想上的痴迷,扮演神的意志的代言人等等。在面临令人窒息的环境时,“基督不仅是真理的教导者,而且还是一位为真理和善良而受苦的人,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本身已经是一种磨难和苦难。在基督之前,苦难作为处罚和愤怒的表现威胁着人,而通过基督,苦难作为牺牲成为令人高兴的事,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就像波兰作家巴兰查克所说的,宗教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拒绝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禁欲主义是早期革命党和神学的共同人生态度,革命者需要有圣徒精神,而圣徒钦佩革命者,两者间的惺惺相惜和相互借鉴使得在早期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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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

即便如此,伊丽莎白依然没有停止对罗伯特的宠爱。1565年,罗伯特·达德利被封为莱斯特伯爵。

在否定的方面携手共行,并不意味着能走到底。努力方向的差异以及对世界观认知的不同路径,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所谓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也不过说说而已。

但这时候的女王似乎已经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她决定不和任何人结婚,不但如此她还想给自己喜欢的男人介绍一个好伴侣,她竟然让罗伯特与苏格兰女王玛丽结婚。罗伯特宣称,这个世上除了伊丽莎白再也没有他爱的人了。于是,伊丽莎白更加宠爱他。而且,当时世人都知道这个伶牙俐齿的男人会在每天早上进入伊丽莎白的卧房,用他的亲吻来唤醒伊丽莎白。

就拿俄国的宗教神秘主义而言,他们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是因为他们的兴趣主要局限在精神领域。他们试图为俄罗斯创立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的,带有俄国特点的“神秘主义”和“人格主义”的宗教、哲学话语诠释体系,以求开辟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代“轴心话语”而解决身体与灵魂、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新途径。所以迟早要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别尔嘉耶夫认为,“什么都不行的当代新教,已经完全变成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没有宗教的滋养,脱离了本题的根基,内部空空如也、空洞无物”。他们虽然仍然是自由主义,但不是经济自由主义、不是市场自由主义,而是宗教自由主义。俄教会与传统主义的关系,强调传统文化、乡土主义和自然主义与自由主义。1905年革命中释放出来的暴民情绪,也使得这些习惯了精英思维的知识分子日趋保守化。

面对罗伯特一次次的逼婚,伊丽莎白总是不给任何答复,他们一直持续着这样一种胶着状态。最终罗伯特等得不耐烦了,1573年,他与谢菲尔德爵士的遗孀结婚,但很快厌倦了。接下来,他又和埃塞克斯的遗孀莱蒂斯·诺里斯秘密结婚。但这件事被人秘密报告给了伊丽莎白。愤怒的伊丽莎白将罗伯特从宫廷驱逐了出去,但很快又将他召了回来。

对自由主义而言,一旦“否定”的过程启动,神学家的盟友似乎就变得碍手碍脚,那些由于看到“基督教中没有解决社会之渴的水”的人于是就离开了教会。自由主义的“重心由神的深刻性转到纯粹人的创造”,他们势必要摆脱神学的羁绊,不会停留在形而上的状态,或者被封闭在修道院里。自由主义的保守化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共同面对极权的时候,宗教主义者发生转化,对斗争性很强的激进自由主义和平民知识分子传承的民主主义,他们只能高挂免战牌,惹不起躲得起,神学是他们阻挡强力的最后一道屏障,他们需要有一块自主性的土地。

1579年,伊丽莎白结婚的话题又被提了出来,对象是安茹公爵弗朗索瓦·亨利。当时伊丽莎白已经45岁,而安茹公爵才23岁。她当时可能有些心动,但犹豫之后最终还是和以前一样放弃了。

另外,当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发现反对者比所要推翻的那个阶级更不宽容、更加专制,于是便会从原来的立场上退下来。其次他们也看到,现实中俄国社会的差异太大,张力强度大,两级的较量总是你死我活,对立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彻底否定,总是在没有积累的“白纸”上画图,处于思想建设的考虑,需要一个超越的整合力量,需要一种大家都能达成共识的平台。第三,俄国思想界的矮化。大家都在追求肤浅和粗糙的东西,不喜欢具有独立价值和创造新的东西,总是对《简明手册》上的东西趋之若鹜,知识界患了躁动年代的焦虑综合症,没有长远眼光,俄国需要有人与现实拉开距离,从事思想再造工作。

虽然与罗伯特这段浪漫的关系结束了,但莱斯特伯爵却一直留在了她的身边。1588年,在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后,莱斯特伯爵隐退病逝。

他们提出,宗教是理性存在特有的对世界的态度,人的信仰就在他的行动里,比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对生命的理解,或者说生命的三种形式: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上帝的生命和为了社会的生命,都使得他们需要从宗教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秉承着对市场和资本的批判态度,批判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认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终究会没落,耶路撒冷将重新归来,宗教是人类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回到“内省性”在所难免。比如别尔嘉耶夫把自己放在“寻道者”的位置上,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他首先是一个思想上完全自由的人,他不属于任何人,他的那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表明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批判分析精神,没有这一点就谈不上马克思。通过别尔嘉耶夫这些宗教家的努力,完善了东正教哲学体系,使它的解释空间大大拓展,使“许多已经放弃了基督教的人头脑中再次激起了对基督教的兴趣”。

而代替莱斯特伯爵获得女王宠爱的是他的义子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夫若。他是莱斯特伯爵的妻子莱蒂斯与其前夫埃塞克斯伯爵之子,并于1584年开始陪同他的义父在皇宫中任职。由于长相英俊而且勇敢,在宫中很受欢迎。

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各自以“正统”自居,势必会切断“相容性”。另外是世界观认知上的差异和排斥。别尔嘉耶夫说:“我经历了俄国革命,且不是从外面硬塞给我的”,革命与原来人们期望的美好自由的愿望相反,“在革命中自由被消灭,极端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在革命中获胜”。革命的胜利不但是基督教的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的危机,“俄国革命同样是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对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它做了准备,他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他们站在宗教大法官的旗帜下为了面包而拒绝精神自由”。“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而革命者既然无法容纳原来的友党,更遑论那些世界观不同的唯心主义者,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又一次重复了彼得一世的路径,而且这次教会的“社会主义化”比彼得的宗教改革更加猛烈和无情,俄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

女王开始对这位比她小33岁的年轻人宠爱有佳,一刻都不得离开她的身边。当然这种宠爱不过是床第之欢罢了。

埃塞克斯很希望成为一名勇敢的武将并得到大家的承认。弗朗西斯·培根负责锻炼他。他去参加战争,但女王不愿意他离开自己的身边。

就像其他单身的女王一样,伊丽莎白对于自己身边的人结婚不会感到一丝高兴。但埃塞克斯却在1590年和弗朗西斯·西德尼结婚。她是重臣弗朗西斯·沃辛汉之女,也是一名寡妇。女王一度很生气,但不久就和好了。埃塞克斯就当自己没有妻子一样,继续和女王嬉戏。

1591年,在亨利四世的请求下,英国向法国派出了军队,埃塞克斯经过多次恳求后,终于获得女王恩准随军参战,但却因为经验不足而吃了败仗,受到女王的斥责。而他也渐渐开始对这位老女人感到厌倦。但即便如此,他仍会深深嫉妒像沃尔特·雷利这样和他在女王面前争宠的人。

1598年,爱尔兰发生了叛乱。埃塞克斯希望能成为镇压部队的指挥官,但遭到了女王的拒绝,于是两人之间发生了口角。当时,女王扇了他一耳光,而埃塞克斯也已经将剑握在了手中。后来诺丁汉伯爵制服了他,并将他带了出去。整个场面令人惊呆了。

受到惊吓的女王仍然原谅了埃塞克斯,让他担任爱尔兰派遣军的指挥。但这场战斗却失败了。他还没有得到女王的命令就逃了回来,于是他被解职了。

埃塞克斯蛰伏了一段时间后,他给女王写了一封信,希望女王能够让他继续独家拥有引进甜葡萄酒的权力。这封信彻底地让女王清醒了,原本以为他是来谢罪的,结果谈论的却是关于酒的话题。

女王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开始辱骂女王,说她是个弯腰老太婆等等。听到这番辱骂,女王与他断绝关系,他回归宫廷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埃塞克斯开始计划谋反。他先秘密和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联系,想要废黜女王,但很快就被发觉,并被关进了伦敦塔。1601年,他被处死,年仅34岁。他在死前说道:“我沉迷于这个邪恶世界的快乐之中,当然是有罪的。”

以上是关于伊丽莎白自身的丑闻。但还有更复杂的,那就是关于苏格兰女王玛丽的丑闻。她原本是因为丑闻才逃到英格兰,求得保护的,但她却策划了各种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的阴谋。

玛丽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和玛丽·德·吉斯之女,她与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有血缘关系。1542年,她的父亲在内乱中死亡,当时出生才一周的她就当选为苏格兰女王。但年幼的女王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她的母亲便将她送回了法国老家。母亲则留在苏格兰摄政。

玛丽在亨利二世的宫廷被养育成人。1558年,她和法国王子弗朗索瓦结婚。1560年,亨利二世去世,弗朗索瓦二世即位,玛丽成为法国王妃。但弗朗索瓦没多久就去世了,而她的母亲也在此前离开了人世。弗朗索瓦的弟弟查理九世继承了王位。法国皇宫已不再是玛丽的容身之所。1561年,她回到了苏格兰,举行了加冕仪式。

但苏格兰并不欢迎这位新女王。因为她是法国人,还是一名天主教徒,更是一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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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达恩里勋爵亨利·斯图尔特结了婚。斯图尔特长相俊美,在女性中很受欢迎,但却为其他贵族所厌恶。玛丽得知亨利还和其他女人保持着暧昧关系后,自己也找了一个情人,他就是来自意大利的大卫·里奇。

1566年,玛丽和里奇正在吃饭,亨利带着杀手突然出现,将里奇残忍地杀死,并将玛丽幽禁起来,当时玛丽正怀有身孕。后来她生下了詹姆斯。

在这次事件后,玛丽开始考虑和亨利分手。1567年,亨利家发生了爆炸,他虽然逃了出来,但却被潜伏在旁的暗杀者绞死。

没人知道凶手是谁,但玻斯威尔伯爵詹姆斯·赫本最有嫌疑。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凶手,也不知道他是否受了玛丽的委托杀害了亨利,但玻斯威尔伯爵在亨利死后想要从玛丽手中夺取王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说玻斯威尔伯爵将玛丽诱骗进密室,并将她强奸。也许是丈夫被害,自己又受到玻斯威尔伯爵的暴力侵害而导致神经错乱,玛丽居然嫁给了他。

但他们两人却不能安坐苏格兰的王位,因为其他贵族发动了叛乱。玻斯威尔伯爵逃亡,1567年,玛丽被迫退位,她年仅1岁的儿子詹姆斯六世即位。玛丽逃往英国,寻求伊丽莎白的保护。

对于伊丽莎白来说,玛丽是个大麻烦。因为英国的天主教徒们想要依附于她来恢复势力。而在这背后,法国和西班牙也虎视眈眈地想要玛丽替代伊丽莎白成为英国国王。

玛丽无法在英国安分守己地待着,开始策划各种阴谋。伊丽莎白的秘密情报机关头头弗朗西斯·沃辛根负责监视玛丽。他还向各个诸侯国的宫廷派出了53名间谍,并在欧洲的42个城市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乔尔丹诺·布鲁诺就是其中的一名间谍。

沃辛根认为玛丽是个危险人物,必须立刻将她处理掉。但伊丽莎白对严厉的处置方式犹豫不决。于是沃辛根设计了一个圈套,想通过这个圈套来判定玛丽有罪。这就是所谓的间谍清除战。

1571年,第一桩想要暗杀伊丽莎白的阴谋出笼。计划的中心人物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诺贝尔特·里多菲。这次事件被称为里多菲事件。而幕后的黑手则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和罗马教皇。

依照计划,里多菲将会率领6000名士兵登陆英国,并制造混乱,然后让英国东部的诺福克公爵将伊丽莎白诱骗至他的城堡,并把她幽禁起来。然后,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和玛丽结婚,他们两人一起统治英格兰和苏格兰。

但由于里多菲的口风不紧,泄露了计划,导致他的同伙被逮捕,计划最终未能实现,而诺福克公爵也被处死。有些大臣认为玛丽也牵涉到这个计划当中,应该将她也处死,但伊丽莎白并未同意。

于是沃辛根决定设计一个更加完美的圈套,让玛丽无路可逃。他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正在准备大批舰队,计划攻打英国,他将这次事件与玛丽的阴谋连在一起,务必除之而后快。

沃辛根为了捕捉玛丽的罪行,利用了一位名叫安东尼·巴比顿的年轻贵族。巴比顿是一位天主教徒,并且是苏格兰女王的崇拜者。有一天巴比顿在他的住处收到了玛丽写给他的信件。忘乎所以的巴比顿回了封信,并一直与玛丽保持着书信往来,其中还写到了关于天主教徒秘密行动的内容。1586年,玛丽的使者约翰·巴拉德告诉巴比顿,英国的天主教徒将会暴动,杀死伊丽莎白,希望他也能参加。为此巴比顿需要到欧洲进行准备工作。但出国需要获得弗朗西斯·沃辛根的通行证。于是他便拜托一名叫罗伯特·波利的男子去弄一张通行证来。实际上,波利是沃辛根的间谍,他将巴比顿的动向全都报了上去。巴比顿打算行刺女王的计划泄露了,而往来的书信也落到了沃辛根的手上。

抓到了决定性的证据后,巴比顿被逮捕,关进了伦敦塔严刑拷打,巴比顿最终供出了一切。于是约翰·巴拉德也被逮捕,两人都被处死。

接下来又审判了玛丽女王,并做出死刑判决。但伊丽莎白在签名时却犹豫了。沃辛根等重臣则强烈要求她签署这份文件。因为当时西班牙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将玛丽处死,就不能得到新教徒的支持,英国就会被西班牙占领。

最终,伊丽莎白签署了文件。1587年,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死。当听到玛丽被处死的消息后,伊丽莎白变得歇斯底里,对着大臣们叫骂道:“是你们杀死了她。”在首相巴里爵士巴特·塞西尔对她说“别演戏了”之后,伊丽莎白才安静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憎恨玛丽,玛丽之死除去了她的一块心病。

第二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但却被英国海军击退。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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