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百年来“超国家”梦想的兴衰

十九世纪前法国女性的穿裤子禁令是如何来的?

揭秘列宁卧病期间确实向斯大林要过毒药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的“超国家”思想

1799年11月17日,“雾月政变”之后第八天,巴黎警察局长签署一项法令:所有想要穿男性衣服的女性必须在警察局取得合法许可。所谓“男性衣服”,就是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裤子。时至2013年1月31日,在该法运行200多年之后,法国终于正式废除这条在现代社会形同虚设的法令。巴黎女性穿裤子合法了。

1922年5月列宁中风,由于担心致残失语,无法继续工作,要求提供毒药,以备不时之需。列宁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秘书福季耶娃等人提出过索取毒药的要求,被直接要求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大林。政治局委员们都反对这样做,要求未被执行。

1919年 3月成立、1943年
6月解散的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有很多相同之处,换用现在流行话语,“共产国际”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态的升级版,是用社会主义语言包装的“第三罗马2。0”版本,是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阶段。

在19世纪的巴黎,想要在警察局申请到穿裤子的许可证,不仅要有医学证明,还需要有市长或者派出所的证明。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长裤和套裤是男性特有的服装,尤其在法国上流社会中,女性穿裤子更被视作惊世骇俗之举。19世纪卫生运动之后,法国人发明了女性穿着的套裤和短裤,在此之前,法国女子的罗裙内没有任何衣着。那么奇怪的女性穿裤子禁令是如何来的呢?

列宁卧病期间确实向斯大林要毒药

从苏联时期,莫斯科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麦加”、“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心脏”、“世界苏维埃联邦的总指挥部”就可以窥其实质。对第三国际的通俗解释是,“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普通的俄国老百姓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时反对它的组织叫“圣灵第四国际”可以看出来,第三罗马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愿望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也是以俄罗斯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是相互重叠无法区分的。

在17、18世纪的法国,男性已有裤装。长及膝盖的套裤是当时贵族等社会上层的着装,套裤之下是长筒袜子。套裤算不上裤子,衣衫褴褛的平民穿不起这样的服饰。不过不论男性穿着什么样的裤装,社会风俗都不允许女性穿裤子。

上世纪60年代,我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中读到,1923年2月底斯大林告诉他,重病中的列宁向他索取毒药,以备不时之需。

十月革命时苏维埃的领导人都怀有不可抑制的“世界革命”的激情,这里面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有“弥赛亚精神”沉积散发的效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俄国革命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冲锋号,是推欧洲革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列宁认为,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无套裤”是贵族对平民的讥刺。但大革命期间,“无套裤”却成为革命党中极端民主派的光荣代称。典型的无套裤党人头戴红色的圆锥形自由帽,穿着衬衫,身着长裤,脚上一双厚木屐。在无套裤党人中,还出现了一些穿裤子的女性。裤子、女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托洛茨基是这样说的: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就是筹备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列宁认为,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就应该在一个“总指挥部”的指导下运行,各国的运动都必须在第三国际范围内统一协调,斯大林甚至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标。(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47页。)

对于女无套裤党人,有人称之为一群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歹徒和凶手,有人则赞赏她们是群众中最能够代表人民的、有良知和勇敢的人。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大事件,她们带领其他妇女,多次参与其中。比如1789年10月5日下午,以妇女为主的约6000人的队伍,拥入凡尔赛的制宪议会会场,占满旁听席。当天晚上至次日清晨,她们又参与了与国王禁卫军的流血冲突。在1793年,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妇女俱乐部——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主要由街头巷尾的普通妇女代表组成。她们表现得特别活跃,后来这个俱乐部还被称为西方第一个妇女政治组织。

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格季耶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

为此布哈林提出“红色干涉”的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组建一支骑兵军,去远征印度,策动南亚的革命。1919年苏俄还组建过一支不属于红军的“苏维埃多民族特别军”,并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瓦采季斯统一指挥。季诺维也夫乐观地认为,不出两三年,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

大革命中,妇女们亲身参与,也强烈要求“平等”,但1789年通过的著名的《人权宣言》,虽强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歧视女性的观念依然盛行。当时的法国议会明确否认妇女的选举权。在绝大部分议员看来,女性天生是弱者,缺乏主见,感情用事,“本身是一种财产”。而革命期间,虽然法国男性不反对女性参加革命,但基本上不支持女性穿裤子,为此还出现过禁止女性穿长裤的规定。对于女无套裤党人和其他女权主义者,一些激进的派别如雅各宾派曾经忍受不住,在议会内外多次激烈争吵。

“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1920年红军曾进入伊朗,建立过“吉朗人民共和国”,1921年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借口消灭白军强行进入蒙古,扶植建立了亲苏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还曾组织过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政府和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对波罗的海三国也兵戎相见。在西方受挫以后,又改换“西守东进”的策略,在东方四面出击,尤其是在中国,命令远东局联合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组建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行动,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都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参阅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110页。)

1799年拿破仑联合其他势力发动“雾月政变”后,直接对这种女权主义采取打压政策。政变之后第8天,巴黎警察局长签署了女性禁穿裤子的法令。不过,虽然受到法令约束,仍然有不少法国先锋女性尝试穿起裤子,公开出席活动。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先驱乔治·桑就是代表人物,这名以胆大著称的女作家按规定拿到“裤装许可”后,热衷于乔装成男性出入各种场合,尤其是一些禁止女性参加的集会。马德莱娜·佩勒蒂耶作为第一个女性精神科医生,在女性着男装的历史上脱颖而出。她最著名的照片是一个身着男士西装、头戴男士礼帽、手中握着一根男士手杖的形象。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巴德曾出版《长裤的政治史》,她认为:最早穿裤子的女性主要是工人、农民,也有不少探险者、旅行者、作家、艺术家、革命家等,她们并不遵守当时的法规,或直接无视其存在。

那时我对托洛茨基记述的这一情节是怀疑的。因为列宁在去世之前还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

第三国际策动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产国际就是超国家的共产主义联盟的雏形,是苏俄对外政策的工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历史的火车头带动我们去建立国际革命苏维埃”(《真理报》1918年1月29日),新的国际采取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形式。

在1892年和1909年,法国下发了两个警长通知,允许女性在骑自行车和骑马时穿裤子。随之,出现了一种灯笼裤,裤子很宽大,在膝盖处收紧。即便如此,这种灯笼裤也曾让保守人士勃然大怒。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女性在穿着问题上获得突破。战争爆发后,适应战时环境需要的服装成为第一选择,女性的裙子长度变短,露出双脚,缩短至小腿,随着更多女性进入到战争与生产一线,不可避免地穿起工作服,有的还穿起长裤和长筒靴。

当时托洛茨基也对此表示怀疑,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列宁不可能把这样的任务委托给他已经不信任的人。他写道: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我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凉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专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

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国际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具体事宜。列宁在为此起草的文件中说:通过联邦制来实现苏维埃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变成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发迫切了。为了确保俄共的老大地位,列宁为申请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规定了20个条件,特别强调,“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改变自己的名称。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所有的他国党作为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并向其宣誓效忠。共产国际对其直接实行组织控制,完全可以凭他们的考虑选择该国共产党领导人,旨在于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和“俄国利益化”。

裤装真正风靡女性世界是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女性历史学家马蒂尔德·杜贝塞当时还在上高中,她高高兴兴地穿起刚从美国传入的牛仔裤,因为穿上裤子后“活动起来自由多了”。据了解,法国劳动法也有关于女性穿裤子的规定,售货员、空姐等多种职业要求着裙装工作。而在法国议会,女性议员直至1980年才获得穿裤子开会的许可。

不过后来看到一些资料,令人不得不相信托洛茨基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个插曲。

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就名称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议。有人提议,目前其他地区的革命尚且遥远,而欧洲革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名,简称“欧联”。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诘问到,那是否意味着以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便不能加入“欧联”?最后大家觉得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命名更妥当,这样凡是苏维埃国体形式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进来。苏联在成立宣言中强调说:这种国体形式“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加入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成立宣言》,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出版社1987年,73页。)

“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请提供氰化钾”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前夕,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文中说:“从前教会常说:光来自东方,其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在东方开始了。”接下来他写道:不再是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而现在在欧洲大陆上昂首阔步的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了。欧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欧洲的只有全大陆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旦德国加入这个联邦,苏维埃意大利和苏维埃法国也都会加入,只不过是早一个月迟一个月罢了。(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94页。)亚洲的苏维埃国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将来我们的苏维埃联邦会无比壮大。如果暂时还达不到“大苏维埃联邦”的设想,那么就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培养维护苏维埃俄国利益的势力也极为重要。

1967年3月20日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贝克采访了列宁的女秘书福季耶娃。福季耶娃从1918年起就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又是列宁的秘书,从1938年起在列宁博物馆工作。

1920年列宁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告:“我们将手挽手地同德国苏维埃政府一起前进,这已为时不远了。”正因为如此,红军把波兰人赶出乌克兰后,列宁主张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当时的口号是: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我们才罢休。

在交谈中,福季耶娃主动谈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情。她说:那个时候我两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过。第一次是为毒药事。但此事不能写。第二次去是转交列宁关于民族的信。先谈毒药。这是在夏天的哥尔克,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弄来毒药——氰化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事情发展到失语,那我就服毒。我想手头拥有毒药。”斯大林同意了,说:“好的。”

苏波战争是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出国界的军事行动,当时认为波兰是俄国通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打下了华沙,德国革命就为期不远了,整个西欧的革命便指日可待。俄共对其所属的波兰支部是这样教导的,“没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波兰的自由”,红军的对波战争是“正义之师”的“解放行动”。1920年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把白色波兰变成废墟”、“英雄们,向华沙前进!”“向西进军!”(Маршна
Варшаву
назапад)的动员令,并拨款10亿卢布组建“红军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随红军接收波兰政府。

然而,列宁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知道了这次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这种病常会有各种转机,即使失语也是能够恢复的。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得到毒药。但又一次中风后,他再次派我到斯大林那里取毒药。我打了电话,到他家里。斯大林听我说后表示:——费尔斯特教授给我写道:“我没有根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既然有这种诊断,我不能提供毒药。”

在部队动员的时候,列宁、托洛茨基反复向部队强调,我们是解放者和拯救者,是去帮助波兰工人阶级摆脱奴役,而波兰政府的进攻是违反本国工人阶级意志的,红军的到来将会受到波兰民众的欢迎,我们将在白色波兰的尸体上,和自由独立的波兰工农会师。列宁说:“要谴责保卫祖国的思想”,号召波兰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

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尔身边,转告了同斯大林的对话。

和中国在抗战时提出的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相反,第三国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不应该对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感兴趣,所以不给本国政府以任何支持,而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一切利益之上。但实际上苏俄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实下,维护的是大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列宁坦陈:没有料到波兰这一在俄罗斯传统上“附属小国”骨头那么难啃。他说:“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列宁全集》第2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发脾气,怒骂起来。生病期间他往往为小事发脾气:例如电梯坏了。他大喊大叫道:你们的费尔斯特是招摇撞骗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话来敷衍我。

1920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全世界工人谴责波兰对红军的反击。苏维埃俄国的入侵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表现,就是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波兰的自卫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的强盗行径,就是对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1918年11月11日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人丝毫不认同苏俄的“大苏维埃”构想,他们以爱国主义概念团结一致。社会党领袖毕苏斯基说:不管红军打着什么旗号,不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如何叫嚣“世界革命”,只要进入波兰领土的军队对波兰人来说就是入侵者,应坚决予以痛击。波兰各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毕苏斯基元帅的领导下迎头痛击越界大举进犯的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第七集团军,使苏俄红军终于兵败华沙。

我还记得列宁说的话:——他写了什么?您亲眼看见了?——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见。

对此,布尔什维克总结说,欧洲工人的保守性是政治外表下的假象,在外表下面潜伏着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突破的是这层薄薄的外壳,使它释放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以及表达出与俄国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意愿。这些都反映出早期布尔什维克在心理上没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也反映出俄罗斯人追求建立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超国家的本能的释放,只不过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包装了一下,而“苏俄中心论”和“俄国利益化”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最后,他对我喝了一声:——滚吧!

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经互会组织也是以老大哥苏联为轴心,将苏联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国家。苏联自恃“老子党”发号施令,从来都是把苏联与“阵营”内部的国家看作是“主导和附庸”的关系,处处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粗暴干涉和无理制裁稍微表现出“自主倾向”的力量,扶植亲莫斯科的派别,在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导下,出兵匈牙利,出兵捷克,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也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我走了,但最后还是顶了一句:——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而是著名学者。

第三罗马、第三国际都是这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超国家”思想的体现,但事实证明它是不成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轴心国的强制的基础上的。

数小时后,列宁给我打电话。他平静下来了,但很郁闷。——对不起,我发火了。当然,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我是在气头上说的。

“后苏联时代”的独联体

据《苏共中央通报》的资料,列宁是在1922年12月22日把她叫去的。福季耶娃在笔记本中记道:“12月22日晚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并口授如下:‘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不要忘记采取一切措施以取得和提供氰化钾,作为一种人道措施和效法拉法格……’他还补充说:‘这一札记不算日记。您理解吗?而我希望您能执行此事。’前面删节的话我已无法记起。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因为说得很轻。我再问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嘱咐绝密保存。”

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家庭难以为继,“超国家”思想遇到了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已经意识到,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不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鼓吹的“兄弟情谊”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俄罗斯不应靠强制迫使原小兄弟国家追随自己的政策,推动他们走向更积极一体化的应该是,成员国主权平等和经济主导下的正常关系。

斯大林绝密文件不是捏造

剧变以后的俄罗斯领土大大收缩,加盟共和国纷纷拉旗单干。虽然中亚一些国家是不情愿的“被独立”,但各国领导人一旦尝到“独立国家”的甜头,是不可能再逆转受制于联邦的制约,所以“独联体”内“独”的实质大于“联”,落单的俄罗斯为了维护传统势力范围,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苏联的思维模式照旧,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牺牲经济利益,喂那些过去的伙伴吃“一体化的胡萝卜”。这叫做“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

例如1990年代在能源价格方面,俄罗斯给这些国家供应的能源价格比出口欧洲的低2/3,提供给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每1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是50—60美元,是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政治价格”,卖给波罗的海和北约成员国的是85—90美元,卖给波兰的是120美元。

有确切记载的是1989年12月公布的玛·乌里扬诺娃的纪事。其中写道:“1920——1921年,1921——1922年两个冬天弗·伊里奇身体都不好。头痛,丧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里奇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里奇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

遗憾的是,俄罗斯放下身段的“经济置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依然是一边用着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一边向北约、欧盟抛媚眼。俄罗斯人对这种行动感到十分恼火。他们说,“我们在经济上援助了他们,他们却在背后捅刀子”。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以后不会再按照不利于自己的价格向这些“白眼狼国家”提供能源,从2006年1月1日起,乌克兰将以160美元的价格高价购买天然气。

玛·乌里扬诺娃接着写道,“弗·伊里奇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风之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里奇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里奇那里确实呆了不到5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里奇要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的诺言的时候了。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里奇吻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里奇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里奇身边。他告诉弗·伊里奇,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足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里奇露出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

另一种极端是,俄国仍用大家庭的眼光看待那些已经独立的国家。在俄国至今“小鸡不是鸟,乌克兰不是外国”的观念仍很有市场。2005年俄向乌提供的天然气价格是1000立方米/50美元,是为了维护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以俄做出经济牺牲为代价的特惠价格。乌克兰“颜色革命”以后,俄罗斯使用“天然气杠杆”狠狠地惩治了一把基辅。这次“斗气”,俄罗斯就是想让乌克兰明白,你这种在夹缝里生活的国家,一次“颜色革命”就忘了自己是老几了,别忘了传统的依赖对象,一头扎到欧洲的怀抱,就以为自己抱上了粗腿,兴许欧洲连自己个儿也顾不过来了。看准了,欧洲4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还要靠俄罗斯供应,离了张屠夫,它没准儿还真要吃连毛猪了。

沃尔科戈诺夫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实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2005年9月,普京在柏林与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商定,要建设一条通过波罗的海海底、绕过波兰和乌克兰的输气管道。在2011年建成以后,乌克兰立即就丧失能源过境运输的诸多好处。俄国明确指出,凡是按西方原则和与亲西方政权建立关系的国家,不再享受“兄弟式”的优惠,今后俄不再对能源制定政治价格,也不再为独联体国家的能源买单。

绝密

事实证明,用自然资源作为筹码的外交手段也是失败的,运用能源武器扭转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趋势也是不成功的。以这种方式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努力和达到的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实用主义策略,也许可以拢得住一时的人心,却助长了“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心理,从而更限制了建立长期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其实“一体化”本来是一种互惠双赢的政策,它的双向意愿很重要,任何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配合,前提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让每一个成员都能体会到联合协作的必要性,自然会加强彼此间的依存度。按市场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独联体,承认有权维护自身利益和市场原则并不矛盾。

致政治局委员们

自独联体建成以后,它的内部分裂就在所难免。独联体国家目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向西方靠拢的国家,即“古阿姆”成员国,它们包括:乌兹别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这些国家在一些大原则上能够基本协调一致,同时得到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的支持。这是让俄罗斯感到不快和担忧的地方,感到在俄的周边正在形成一个被西方同化的“颜色革命圈”。如果任凭这一势头肆意发展,它会步步进逼俄的核心地带,接下来说不定其他国家也会被传染,不知什么时候也会去加入到“民主联合体”的阵营里。那对莫斯科来说将是致命的威胁。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里奇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

另一种类型是亲莫斯科的忠实盟国,比如欧亚联盟提到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作为第二梯队的共同体观察员国家,比如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对俄罗斯来说,迫切需要调整战略目标,拉住传统的“伙伴”,不要使这些“亲莫斯科”国家再心猿意马发生摇摆,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外衣的“保护”裸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结论:第三国际、共产党情报局因为是靠强制维持,不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建立起来很容易,在高压强制下也可以延续,但是既不符合时代潮流又不符合民族国家特性,是无法长久的,苏联的解体是陈旧性大帝国瓦解。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欧盟的跨国家方式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超国家,它不再企图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比如轮值主席就和苏联老大哥的领导职位不一样。它要建立一种氛围,习惯听到各种声音,互相之间既不是雇主与附庸的关系,也不是强国庇护弱国的关系,因为联盟内各国水平参差不齐,又要体现民主的原则,所以难度就格外大。因此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普京倡议的“欧亚联盟共同体”如果能够形成的话,它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们将拭目以待。

信上有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语:

阅。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需要严格限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交换意见。书记不参加。

此前,斯大林给当时实际掌权的“三驾马车”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便条没有署日期,但可以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刚刚给我来电话,秘密地告诉我,伊里奇的状况“非常糟糕”,他病情发作,“不想、不能继续活下去,要求氰化钾,一定要”。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收信人对此作了批语:

决不能这样做。费尔斯特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就算没有这种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季诺维也夫

列·加米涅夫

这两封信标示的日期比福季耶娃和玛·乌里扬诺娃所说的日期晚好几个月,并且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一,1923年3月17日列宁已经失语,他是通过什么办法让斯大林明白需要氰化钾的,并且从斯大林的信可以看出,有时候是斯大林同列宁单独“交谈”的。

第二,列宁在1923年初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3月5日又致信斯大林,提出断绝私人关系,此后又没有看到斯大林的道歉表示(斯大林写了道歉信,但因为列宁病倒,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怎么可能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所不信任的人去办!

第三,斯大林信中说,“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给人的印象,好像克鲁普斯卡娅手头已经拥有氰化钾。但另一封信中又说,列宁要求斯大林“弄到并交给弗·伊里奇一份氰化钾”,可见当时列宁或克鲁普斯卡娅手头都没有氰化钾。这是相互矛盾的。

不过,从当事人的回忆和解密档案,可以肯定几点:1。列宁在中风后曾多次索取过毒药,第一次大约在1922年5月。2。列宁的要求是通过秘书福季耶娃、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或妹妹乌里扬诺娃提出的。3。委托斯大林弄来毒药并执行。

不同资料提供的时间差异较大,比较可信的说法似乎是1922年列宁第一次或第二次中风之后,因为这时候列宁可以用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且这时候委托斯大林去办也比较合乎逻辑。当然,由于列宁曾多次提出过毒药的要求,也可能1923年3月17日是最后一次向斯大林索取,由于是旧事重提,可以不费口舌。在斯大林原信的复印件上,日期是清楚的,不像是捏造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捏造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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