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英媒揭秘维多利亚女王守寡之后与粗野男仆结婚生女

英国最后的女巫:因预测太准二战中被处“叛国罪”

不光彩的结局

目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在庆祝她的继位60周年,而在英国历史上,只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间比现任伊丽莎白女王要长。日前有英国媒体曝出惊天秘闻称,维多利亚女王在42岁的丈夫早逝后,曾秘密与一名男仆结婚、并生下一个女儿。

看过经典影片《人鬼情未了》的人,大多都会对其中的女巫印象深刻,正是由于她的帮助,男女主人公才能够跨越人与鬼的界限而重逢。其实,在现实世界中,女巫是真实存在而充满神秘的“职业”。据说,她们拥有神奇的本领,能够与灵魂进行对话。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丈夫早逝 女王与苏格兰男仆秘密结婚

自1735年英国通过《巫术法案》后,很多女巫和巫师遭到迫害。1951年,《巫术法案》被废止,最后一位因此服刑的女巫名叫海伦·邓肯。至今,英国人提起她时,脸上仍然会表现出一种好奇而又神秘的表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通灵,使海伦·邓肯名噪一时,同时也为她多舛的命运埋下了祸根。50多年过去了,海伦·邓肯的后人发起一次次运动,希望能为他们的前辈平反昭雪。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维多利亚女王生于1819年5月24日,1837年继位,1901年1月22日去世。

近期,苏格兰议会向英国内政部提出为“英国最后的女巫”海伦·邓肯平反的请求,邓肯和其他大约4000名女巫可能被宽恕。这在英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这篇刊登于英国杂志《老骨头》(The
Oldie)的文章称,在丈夫艾伯特亲王早逝后,女王郁郁寡欢,曾长时间离开伦敦隐居,后来转而从一位名叫约翰·布朗的男仆身上寻求性慰藉。这个男仆来自苏格兰高地,性格“粗野、傲慢且酗酒成性”。维多利亚女王后来甚至秘密与布朗举办婚礼,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意外被判“叛国罪”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在写给布朗的信中,维多利亚称他为“亲爱的”,甚至在给密友的信中把布朗的去世比作她第二次“守寡”。据说,女王的众多女儿们把这个布朗称作“妈妈的情人”。

海伦·邓肯是20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灵媒之一,在1944年被捕之前,她已经在巫术界有着响亮的名声。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据悉,英国《老骨头》月刊杂志因为经常对现代生活进行幽默描述,曾被英国《独立报》评为“全国最原汁原味的杂志”。多位英国著名作家都为该杂志供稿。

1941年底,一位英国母亲找到了邓肯,她说自己的儿子参加了英国海军,但已经失去联系很久了。母亲预感儿子已经阵亡,希望通过邓肯与儿子通灵。邓肯当时也是母亲,也经历过失去孩子的痛苦,她没有拒绝这位母亲的请求,开始为她作法。不幸的是,邓肯真的“召唤”到了这位海军士兵的灵魂,他的母亲当场痛哭不止。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历史学家意外发现结婚证书

这位海军士兵的灵魂声称,他已经同他的战友一起随着英国著名的战舰“巴勒姆”号永沉海底。事实上,在1941年11月25日,“巴勒姆”号与另外两艘战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勇士”号一起执行任务时,在北非昔兰尼加附近的地中海海域被德国发射的3枚鱼雷击中,“巴勒姆”号当场发生爆炸,沉入大海,共有861人阵亡。但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以及维持军民士气,英国皇家海军和军情五处一直视其为高级机密,事情发生后很长时间,都没有透露战舰沉没的消息。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该报道援引了英国知名社交名媛戴安娜·古柏女士之子、82岁的历史学家约翰·诺维奇的话为信息来源。诺维奇表示,他的朋友、另一位历史学家史蒂夫·伦西曼熟悉十字军和拜占庭帝国历史,他有一次在温莎堡皇家档案室做研究时,无意间发现维多利亚女王和布朗的结婚证书。对此感到惊讶不已的伦西曼把结婚证书交给了现任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

如果邓肯知道这件事背后所牵扯的国家甚至世界利益,也许她不会进行下面的动作。但是,作为灵媒,她更愿意证明自己的价值。邓肯终于还是将这段经历公之于众。在1943年的一次集会上,她向听众透露了自己与在“巴勒姆”战舰上的阵亡士兵的对话。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伊丽莎白王太后看到这份证书后二话不说,就将其付之一炬,理由是以免这个秘闻有天会重创王室形象。伦西曼后来发现,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亨利王子二战后曾经在纽约举办过画展,当时有一位美国老妪曾经找到亨利王子并且宣称:“我想我们是亲戚。”这名老妇表示,自己名叫珍·布朗,正是维多利亚女王和约翰·布朗的女儿。

不出所料,邓肯的活动引起了英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高度紧张。为了避免邓肯通过“通灵”的方式泄露更多的国家和军事秘密,1944年1月,英国警方突袭了邓肯的一次小型集会,将她和她的三个听众带回了警察局。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诺维奇综合这些信息表示:“这个私生女在很小的时候便被秘密送往了美国,并且在那里隐姓埋名80年。”也许是从英国王室方面继承了一笔财富,这名老妇此后销声匿迹、再未传出过任何消息。

对邓肯的判决非常迅速。英国老贝利刑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她9个月有期徒刑。而邓肯的入狱也成为了女巫遭受迫害的“绝唱”。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私生子共有三个?

“睡眠通灵”颇受争议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事实上,关于维多利亚女王有私生子女的传闻已经流传了近150年。英国一些反君主制的人群还曾表示,维多利亚的私生子不止一个,而是三个。

传说在邓肯很小的时候,她就已经显示出与常人不同的“天赋”——她在睡觉时,嘴里能够释放出一种白色纤维物质,而这种物质能够让灵魂显形,并且与之交谈。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说一句话。

约翰·斯图尔特曾经为英国王室的理财公司工作过,他表示,维多利亚与布朗的“私生子”90岁时逝于巴黎,另一个女儿露易丝·布朗也“被送往巴黎”,每个季度这家理财公司都要给她汇去250英镑。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邓肯到过英国很多城市,举行“降神会”。关于邓肯通灵的本事,有些人确信不疑。据说,曾有一个名叫文森特·伍德科克的人同他的小姨子来找邓肯。文森特的妻子早逝,而在多年相处之后,文森特同妻子的妹妹产生了感情。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可又觉得愧对已经逝世的妻子。于是,想通过邓肯来问问“妻子”的意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斯图尔特表示:“这笔钱记入的是‘艾伯特·爱德华王子’户头。我一度以为露易丝·布朗是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和艾伯特亲王的长子)的私生女。但事实上应该是爱德华七世下令在他去世后仍然继续这样汇款,以避免母亲过去的丑闻被曝光。”

邓肯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她的“睡眠通灵”。在逐渐睡去之前,邓肯准备好一些白色的纱棉物质。不久,文森特已经去世的妻子就在这些白色的纱棉上显现出来,并开始与文森特和小姨子进行对话。一年后,文森特和小姨子结婚了,他们再次找到了邓肯,与亡妻进行了对话。这次,文森特的亡妻对他们的婚姻给予了深深的祝福。为此,文森特对邓肯感激不尽。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历史资料

但质疑邓肯的也大有人在。1933年,36岁的邓肯在路上碰到了质疑她通灵本领的人,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几天后,邓肯接到了法庭的传票,她被以当众吵架和欺诈等罪名告上了法庭。1935年,邓肯再次被当地的一个组织和一家报社告上了法庭,这次的罪名还是“欺诈”。但是,此次诉讼最终却不了了之。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维多利亚女王身材娇小,据说身高只有大约152cm,但她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4年。她是第一个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英国君主。她在位的64年期间,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

尽管邓肯的名声十分响亮,但实际上,她的一生却很潦倒。邓肯1897年11月25日出生在英国苏格兰佩思郡的一个小城镇。她的父亲是一位熟练的木匠,20岁时,邓肯嫁了人,她的丈夫亨利也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小木匠。邓肯在婚后仍然不得不想方设法谋生。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和艾伯特亲王成婚后,女王夫妇共育有九个孩子。女儿们分别嫁给了德国、沙俄的国王或亲王为妻,儿子们则都是娶了丹麦、俄国和德国各地的公主、郡主们为妻。正因如此,维多利亚女王又被称为“欧洲的祖母”。但由于维多利亚本人是血友病携带者,又把这种病遗传给了她的3个子女,也使得血友病在欧洲王室中蔓延,人称“皇室病”。

她一生怀过12次孕,但最终只有6个孩子存活下来。她的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了伤,并落下了终身残疾。家庭经济的重担落在了邓肯身上。为了维持家庭和照顾残疾的丈夫,邓肯不得不身兼数职。起初,她白天在家乡卡伦德镇的一家漂白剂工厂工作,晚上就继续她的通灵事业。尽管有不少她的信徒给她捐助,但她的日子过得还是紧紧巴巴。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简称联共,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1944年的那次入狱让邓肯的生活一蹶不振。出狱之后她一直隐居在诺丁汉郡。但是厄运并没有放过这位女巫。尽管《巫术法案》已经在1951年被废除,但是在1956年11月,诺丁汉警方以“怀疑有欺诈行为”为借口,再次在她通灵的时候突袭了她的家。所幸的是,这次邓肯等人并没有受到牢狱之灾。但是,邓肯却因此而受到了惊吓,在1个多月后,已成“惊弓之鸟”的邓肯与世长辞,享年只有59岁。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英国兴起“宽恕海伦”运动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多年来,人们对女巫的了解一直在继续。20世纪40年代,邓肯在服刑期间,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就曾去探望过她。《巫术法案》在1951年被废除,也是丘吉尔在第二次英国首相任期内完成的。到1954年,巫术已经被定性为宗教流派之一了。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50多年后,人们对女巫这一职业日趋宽容,邓肯的孙女玛丽·马丁开始为自己的祖母翻案。她至今都对祖母被控“叛国罪”耿耿于怀。她认为祖母只是6个孩子的普通母亲,跟“叛国”完全扯不上关系。1999年,玛丽·马丁请求英国当时的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希望得到她祖母的死后赦免令,但遗憾的是,她遭到了拒绝。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如今,有很多团体开始支持玛丽·马丁,并发起“宽恕海伦”的运动。“宽恕海伦”运动的支持者们还制作了一个网站,号召更多的人参与进来。2007年,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行政区政府曾提出宽恕“最后的女巫——海伦·邓肯”的申请,但没有成功。不久前,苏格兰议会再次向英国内政部提出了宽恕邓肯的请求,如今这项运动还得到了英国超自然研究学会的支持。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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