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是个不幸的国家。
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及部分军政要员乘飞机前往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参加“卡廷森林事件”七十周年纪念活动,飞机在降落时不幸坠毁,包括总统夫妇在内的九十六人无一生还。
就在总统客机出事前三天即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和到访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俄境内的斯摩棱斯克州的卡廷森林参加了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普京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跪地来纪念死难者,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作了比较真心的反省”。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军队在卡廷森林中杀害了约2.2万多名波兰军人(其中有四千名波兰军官),然后,苏联却谎称这是纳粹德国制造的惨案。这个谎言一直被重复了几十年,人民知道真相,但却不许说。谎言被写进官方的历史。在波兰备受苏联操控和影响的时期,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一直是一个禁忌,因为这个政权是在苏联卵翼下得以存在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样的,所以,真相要遮蔽,历史要篡改,要钳制住人民的嘴巴,不许说出真相。但是在八十年代,波兰人民开始觉醒和反抗,这个民族要挣脱集权制度的枷锁,渴望自由。它的最显著标志是团结工会运动,通过集会、游行、罢工和街头讲演反抗集权制度的政府。最有力的武器是戳穿官方的谎言,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还原被官方篡改和遮蔽的历史。首先是真相,然后才是自由。波兰人民懂得这个道理。集权制度是靠谎言来奴役人民的,一切集权制度统治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一旦谎言被戳穿,真相展示在人民面前,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权立刻就会坍塌。同时,人民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才会在无数冤魂愤懑的呐喊和历史的血腥中认清凶手的本来面目,找到民族的新生之路。因此,波兰人民——即使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对历史真相都有着一种执著的追索,就如波兰一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布朗尼斯劳·哲密克所说:“这些工人想知道波兰是怎么弄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和来龙去脉。”
还拿“卡廷惨案”来说,事情并不久远,许多死难者的家人后代还活着,他们清楚地记得,和亲人失去联系是在1940年,那一年,德国鬼子还没有来,所以,亲人不会死在德国人之手。但官方硬要说,这些波兰军人是在1941年被杀害的,账要算在德国人身上。1940和1941,这个时间点非同小可。在八十年代的波兰,集权主义统治还没有终结,人民还不能公开说出真相,但波兰人是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在记述这段历史时,说死者是死于1939年之后,既可敷衍官方,人民也心知肚明。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达恩顿写道:当外国游客走过某个教堂,看到上面钉着一块木牌,写着“卡廷·1940”,导游总要指给人看,外国游客茫然不解,导游就强调说:“看日子,看日子!”然后不再做声。波兰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世人历史真相的。这个日子,告诉了人们谁才是真正的凶手。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定了瓜分波兰的秘密协议,为了瓜分的顺利,斯大林首先下令对波兰军人下了毒手。两万多血腥的冤魂记在了失败而死再也不能辩解的希特勒名下。
罗伯特·达恩顿1981年5月在波兰待过两个星期,他亲眼见证了集权主义统治风雨飘摇中人们的愤怒和反抗。他写道:“波兰人既关注历史,又忧虑现实。他们无法把过去跟现在分离开来,也不能满足于历史教科书对过去的叙述。因为政府设下种种戒律,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写进书里。但这些被官方排斥在史书之外的历史却阴魂不散,只要政府一天不敢直面过去,不放弃对其他公共空间的限制,这些被压制的历史就一天不会成为过去时。”
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波兰没有自然形成的边疆。俄国在1772年,普鲁士在1793年,奥地利在1795年都曾对波兰进行过瓜分。在十九世纪,只是因为若干有名的诗人和影响力很大的教堂,波兰才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幸存下来。《凡尔赛条约》将波兰恢复为一个主权国家,但在1920年它又差点被布尔什维克俄国给吞并了。1939年,因苏联和德国有秘密瓜分波兰的条约,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波兰就被苏德一分为二,各得其所。波兰人觉得无所归属,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接近西方,但当年苏联这个大帝国却硬把她绑缚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战车上。所以,波兰人最恨的是苏联,更恨的是使他们失去自由的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正是在这个集权制度和国家宣传机器的强制下,历史被谎言篡改,真相被无耻地遮蔽。
5月3日,原本是波兰的国庆日,它纪念1791年的波兰宪法。1792年俄国的入侵,使这部含有宪政、民主和主权的宪法无疾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干预下,波兰人只能纪念官方钦定的节日“五一”节。八十年代初,官方才恢复5月3日这个传统的节日。国庆日游行中,人们打出了“绝不要塔卢维卡斯的悲剧重演”的标语,“塔卢维卡斯”是一个人们熟知的典故,1792年,一帮波兰贵族引狼入室,把俄国人引进来,从此,波兰失去了独立和自由,它指的就是这段历史。在一次团结工会乡村游行中,农民们扛出了纪念塔德兹·寇修斯克的标语牌。这个人在1794年领导了一场叛乱,企图阻止波兰分裂,因而被视为民族英雄。即使是工人和农民,对自己祖国屈辱的历史都了然于心。
尽管俄国人扶植起来的官方政权忌讳并力图使人民忘记这段历史,但历史的真相存在人们的心中。1919年“十月革命”,有一个领导刚刚诞生的波兰抗击俄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名叫约瑟夫·皮苏斯基,他在某座大教堂里有个牌位,在他的牌位下面堆积的鲜花最多,人们在他的牌位下点上蜡烛,并用孩子们留下的校徽把他的牌位装饰起来。这个被官方历史抹去的人活在千千万万波兰人的心中。还有一个名叫拉蒂斯洛·斯寇斯基的人,他在二战期间领导抵抗运动。波兰人民缅怀他,他的骨灰将由英国运回波兰,在著名的屋维大教堂下葬。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无论他们反抗的是沙皇俄国、集权制度的苏联还是纳粹德国,无论他们怀有什么信仰,也无论他们光辉的名字被官方出于卑劣的目的如何无情地遮蔽和诋毁,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人民由衷的敬仰和缅怀。
我是在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中读到苏联军队血腥屠杀波兰人民的鲜活历史的。巴别尔身在骑兵军中服役,亲眼见证并用无比精彩的语言记下了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一个波兰老人哀求苏联士兵不要当着女儿的面杀掉他,苏联士兵从靴子里掏出匕首,夹住那老人的脖子,很麻利地割断了他的喉管;士兵住在一户波兰人家,身边躺着的就是盖着毯子的血肉模糊的主人的尸体;波兰人信奉的天主教堂被抢掠和焚毁,而苏联士兵给他的母亲写信,告诉她,如何抓住了身在白军的父亲,用刀子活活剐杀了他……这一切都令我惊心动魄!写下这样小说的巴别尔后来被苏联政权处死了。
罗伯特·达恩顿写道:“波兰人对历史着迷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断重演,而且因为它莫衷一是。官方历史体现党的意志,但非官方的历史大都涉及禁忌的题目。”我们知道,当历史均被统治者操控,可以任意篡改涂抹,用来粉饰自己,愚弄人民的年代,历史真相不仅被赤裸裸的谎言无耻地遮蔽,更在于记录真实的历史常常要付出血的代价。所谓司马迁、董狐之笔又何其难也!但是历史最终是遮蔽不住的,再残暴的统治也扼杀不了人民的记忆,没有谁能够一手遮天,再大的手也不行!罗伯特·达恩顿写下了波兰人民书写历史真相的过程,要经过三个阶段:先是口述历史,然后是阅读地下出版物,再然后是正式的史学训练。往事并不如烟,许多经历过被粉饰被篡改的历史阶段的人把自己亲身经历告诉世人,这就是口述历史,它所以珍贵,在于它毫不掩饰的真实,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疼痛,是空洞的大话和无耻的谰言所遮蔽不了的。无论是在什么时代,只要真相、真话被判断为可能危及集权制度的统治者及政权,它就不允许人说真话。所以说真话的历史往往通过地下出版物或境外出版物来记录。当然,最后的史学训练会将历史的一切真相完整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达恩顿写道:“历史研究应该返璞归真,提供镜鉴,塑造民心民气。在波兰,这样的民心民气不但决定如何书写过去,而且决定如何书写未来。”
波兰的未来怎样了呢?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看,今天就是波兰未来的一部分。1970年,波兰人民的反抗遭到镇压,在丹斯克大罢工中,很多波兰人死于非命,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政府对这件事仍然讳莫如深。但在1980年的大罢工中,罢工的工人迫使政府同意他们在造船厂的大门口修建一座巨大的纪念碑,悼念当年在镇压中死去的人们。纪念碑巍峨耸立,碑顶上的一根钢柱在末端化成三个绞在一起的十字架,碑的底座周围每天都堆满了鲜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追求自由的波兰人不会让鲜血白流,不会让真相湮灭,他们不屈不挠地在斗争,认识民族真实的历史,清醒现实的处境,明确自己的未来。
波兰是个幸运的国家。
今天,波兰独立了,自由了,集权制度的枷锁被挣脱,民族屈辱的历史成为了过去。
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地,代表德国人深深地忏悔,向在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犹太人表达沉痛的哀悼。2010年,在卡廷森林纪念碑前,俄国总理普京虽然仅仅跪下了一条腿,他的话还是发人深省的:“迫害给人民带来的是灾害,不分民族以及宗教信仰。遭受迫害的遇难者人数众多,这些罪行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申辩。我们国家在政治、法律和道义层面上已经对集权制度的罪恶给予了准确的评价,而这一评价不再允许篡改,所以两国人民应牢记历史。”这话说明人类的良知还在主宰这个世界,历史还在往前走。
普京还讲了一句话:“一个谎言被讲了数十年,但我们不能为此指责俄罗斯人民。”这话没什么不对,问题是该指责和声讨的是谁呢?谁制造了血腥和灾难?谁又制造了遮蔽血腥和灾难的谎言?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心中都是有数的。

诺门坎之后的苏日对局:斯大林从没信过日本人

追踪历史上的杀人流感
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继续威胁着欧美的青年男子时,一群穷凶极恶的隐形杀手,以流行性感冒的形式,横扫欧亚大陆和北美,最终波及全球,使世界1/5的人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2
000万——4
000万人被它杀害,远远超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枪炮的人数,成为迄今为止在一年中杀人最多的一次传染病。以后,每隔大约10——20年,人类就要受到一次全球性流感杀手的袭击。
隐形杀手疯狂夺命
1918年秋天,欧洲战场上的大战即将结束。由于美国人参加了欧洲大战,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战争正接近胜利。在环境恶劣的战壕里作战的协约国士兵们虽然满怀希望,但他们并不知道,一场灾难正悄悄来临。流感杀手钻进了战壕,士兵们畏寒高烧,全身乏力,像得了一般感冒。普通感冒并不可怕,无论患者吃药还是不吃药,几天就能痊愈。然而,这一次,病人的症状迅速加重,高烧不退,病人因缺氧而拼命喘息,直至带有血腥味的泡沫从他们的鼻子和口腔中冲出来,许多人窒息而死。士兵们这才明白,大祸临头了。杀人流感蔓延开来,死亡人数迅速上升,仅军人就死了43
000人。
人们发现,这次流感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流感,一般感冒大多能自愈,死亡者多为老人和儿童,死亡率为0.1%.而这次流感对20——40岁的青壮年最具杀伤力。一般流感死因多为肺炎等并发症,而这次流感却直接杀人,患者在得病后数小时内即迅速死亡。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杀人流感,其死亡率高达2.5%,是一般流感的20——25倍。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个朋友上班的路上还在聊天,其中1个人突然得了流感,还没等到下班就死去了。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例子,4个女人兴致勃勃地玩桥牌到深夜,相继得了流感,一夜之间竟然死了3个。
杀人流感
1918年杀人流感史称“西班牙流感”。1918年5月,西班牙因流感死亡800万人,杀人流感因此得名。其实,早在1918年初春,杀人流感就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福特·雷里军营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军营里就有1
100多人被感染,46人死亡。不过,由于这种流感最初的死亡率似乎并不高,所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士兵渡过大西洋,这种流感开始在欧洲传播。遍布于欧洲西部各地的美国兵营,到处弥漫着杀人流感的阴霾,被杀死的美国士兵的人数,占美军死亡人数的一半。
1918年9月,随着战时物资的航运,杀人流感在美国波士顿登陆,随即传遍全美。这一次,美国人终于看到了杀人流感的狰狞面目。仅仅在10月,美国就被“西班牙流感”杀死了2万人,死亡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5%;在纽约仅10月23日一天,就有851人死亡。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杀人流感再度逞威。在庆祝停战日游行时,人群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狂欢,不经意间为杀人恶魔提供了再次逞凶的机会,致使数百万人染病,又有数万人因此丧生。
在几乎整个1918年里,杀人流感沿着贸易路线和海运航线,通过带病毒者向全球传播,横扫北美洲、欧洲、亚洲、巴西和南太平洋,造成极为严重的伤亡。印度的死亡率特别高,每1
000人中就有50人死于杀人流感。
至今,对1918年杀人流感从何而来仍众说纷纭。虽然杀人流感最初来源于美国的说法十分流行,但也缺乏直接的证据。此外,还有人推测,杀人流感起源于亚洲,是流感病毒的一次遗传突变带来的。流感病毒表面蛋白质的变异使人类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入侵之敌,令免疫力丧失。而当时一些协约国科学家则认为杀人流感是战争中使用芥子气等化学武器造成的。尽管对杀人流感的起源争论不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中军队和战舰上大量的军人流动,无疑帮助了杀人流感的迅速蔓延。

诺门坎的炮声虽然停止,随着一纸《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也结束,可是,新的条约并不能抹去旧时记忆,数月前的隆隆炮声更不可能化成尘埃随风飘散。

斯大林并未因为一纸条约而对日本掉以轻心,事实上,从头到尾,斯大林都没有相信过日本人,虽然远东战火熄灭,可是苏联始终在远东地区驻扎着重兵,就以1938年6月28日成立的远东方面军为例:

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部署在苏联远东地区的苏军战役军团。1929年8月组建。其领率机关以西伯利亚军区第18、第19步兵军的机关为基础组成,下辖远东边疆区、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和西伯利亚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的驻军,以及从中部地区调来的第21、第35步兵师,并负责指挥远东区舰队(1931年1月起改称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为V。K。布柳赫尔。中东路事件中,该集团军于1929年9——12月入侵中国东北,在同江、富锦、满洲里、扎赉诺尔、密山等地打败中国东北军。此后,兵力不断加强。1935年5月,在其基础上组建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同年6月2日,远东军区又重新改编为远东特别集团军。为保障部队供应,集团军组建了特别农垦军,下辖数十个集体农庄。为对付日本的威胁,1938年6月28日,该集团军扩编为远东方面军。

远东方面军编有第1、第2集团军和哈巴罗夫斯克军队集群。1938年,方面军部队(步兵第39军和航空兵)在哈桑湖地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军队入侵苏联领土的战斗中,取得了战斗经验。哈桑湖地域战斗结束后,根据工农红军总军事委员会1938年8月31日决定,远东方面军领率机关被撤销。在方面军基础上组建了红旗独立第1和第2集团军。由于日本加紧战争准备和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区进行挑衅,1940年7月,远东方面军领率机关在赤塔方面军军队集群领率机关(辖红旗独立第1和第2集团军、第15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群)基础上重新组建。到1941年7月,远东方面军增编诸兵种合成第25和第35集团军,到1942年8月,又编入由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方面军航空兵组建的空军第9和第10集团军。1943年7月起,诸兵种合成第16集团军亦属该方面军建制。1941—1945年,远东方面军所属部队和太平洋舰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进行军政训练,并根据国境掩护计划构筑了防御地区。在日本发动战争的威胁最严重的时刻(1941—1942),方面军第1梯队各兵团占领防御,准备抗击日军入侵。卫国战争年代,远东方面军向苏德战场抽调23个师(其中步兵师16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1个)、19个旅(其中:步兵旅3个,空降兵旅3个,炮兵旅13个)和航空兵部队,总兵力约25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300门、坦克约2000辆和其他技术装备。此外,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有10万余人。

即便是在莫斯科最危险的时刻,远东方面军主力也没抽调,相反的,在西线最紧张的时刻,远东方面军还不断被编入新型技术兵种,使之实力更强,可见其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

至于远东地区苏军的兵力,根据林三郎的《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中记载,从1941年到1945年,分别为

41。6。22,703714

41。12。1,1343307

42。7。1,1446012

42。11。19,1296822

43。7。1,1156961

44。1。1,1162991

45。5。9,1185058

同时期关东军参谋部的猜测数字则为:

1945年1月末 约750000

1945年4月末 约850000

1945年5月末 约1000000

1945年6月末 约1300000

1945年8月上旬 约1600000

虽然彼此数字相差很远,不过,可以看出,从战争爆发后,远东苏军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连年增加,足见斯大林对远东的重视,对日本军队的警惕。

而诺门坎之战的另外一个积极意义,是彻底打消了日本关东军的骄横气焰,日军中再也不会有人叫嚣“一个日军师团抵得上三个苏军师”,相反的,在计算日苏兵力时候,日军参谋会谨慎的以1:1甚至2:1来计算,也就是说,如果日军要对远东苏军发动进攻,必须集中起苏军两倍以上的机动兵力。

可惜,诺门坎后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精锐关东军被不断抽调,关东军不仅再没机会达到苏军两倍兵力,甚至自身实力也在日渐衰弱,反而要担心苏军的突然袭击。

诺门坎,斯大林的刚毅和执着,为苏联打出了六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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