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天皇唯一要鞠躬的地方

朱元璋为何把日本列为永不攻打的十五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何力促日本发展核能

靖国神社建于1869年,原称“东京招魂社”,是日本明治政府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中战死的官兵“招魂”的场所。靖国神社每年4月21日至23日和10月17日至20日,会举行春季和秋季例行大祭。正是在1978年“秋祭”时,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秘密安放于此。从此,靖国神社就彻头彻尾地成为了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南京大屠杀……中国跟日本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情仇。如果当初朱元璋攻打日本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

据《日本时报》7月25日报道,上周六,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一批有关美国促进日本发展核能的解密文件。文件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曾大力推进日本核能的发展,旨在加强与日本的合作,消除日本民众对核能的厌恶情绪,普及日本民众对核能的认识。

绝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庙”

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历史上有过漫长的蜜月期,如汉唐。也有过水火不容的时候,后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元朝时忽必烈的两征日本,其声势浩大,规模可谓空前。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明初建国的时候,雄才大略的朱元璋也有过进攻日本的打算。

文件指出,艾森豪威尔( David Eisenhower)
政府非常重视二战后的日本发展。据美国前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的回忆,艾森豪威尔曾说:“美国要关注日本的发展,并尽可能地从日本获取更多的利益。”美国不希望日本脱离资本主义阵营,通过推进日本核能的发展,消除日本民众对核能以及对美国的抵触情绪。

拍摄《靖国神社》电影的中国导演李缨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形容:“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一个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

“倭寇”是明朝的关键词之一,“倭患”一直贯穿了整个大明王朝。尽管在后期有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一力抗击,但是一直要到德川幕府17世纪,连续三次发布锁国令的时候,“倭寇”才真正意义上在我国东南沿海绝迹,“倭患”也才真正解决。

一封国务院写给艾森豪威尔的机密信件称:“日本人对于核武器充满恐惧,认为自己天生就是核武器的受害者。”发生在1954年的日本第五福龙丸(Fukuryu
Maru
No。5)事件,曾引起日本国内激烈的反核及反美运动。为了改善局势,国务院建议政府赔偿日本渔船,并通过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Shigeru
Yoshida)表达美国对于第五福龙丸事件的哀悼。1954年10月19日的一份机密备忘录提到:“在未来美日双边发展中,我们要让日本方面尽快意识到使用核能与日本和平发展并不冲突。”
同年1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很多核能发展计划。

记者日前采访了几名去过靖国神社的中国留日学生以及在华日本留学生,记录他们参观靖国神社的真实感受。

早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时期,倭寇就长期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骚扰。据统计,洪武年间有记载的倭寇入侵达44次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洪武十四年之前,平均每年超过两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可谓殚精竭虑,绞尽脑汁。

本文来源:国际在线,作者:徐霖,原题:《二战后美国力促日本发展核能
希望获取更多利益》

“我去过靖国神社,2009年,刚来日本的时候就去了。”日本一桥大学中国留学生王昊告诉记者,“我当时就是想去看看靖国神社到底什么样。”“结果呢?你参观下来以后觉得和之前想的或者你听过的介绍有什么不同吗?”记者问,王昊想了一会儿才说,“印象好坏都谈不上,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刚来日本的缘故吧,对日本文化了解得还不深,语言也马马虎虎。但是它的整体的氛围,我是比较惊讶的,那种……肃穆感,仪式感都很强,不像在国内一般逛庙。”“仪式感指什么?”记者问。“仪式感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比如你要申请,签名,等候,还要用水净手,净口,低头,拍手等等这些秩序”,“我们去的时候当然都是图个热闹罢了,但是感觉同行的日本同学是在很虔诚地做这些”。

洪武元年,他派永嘉侯朱亮祖镇守广东,在沿海要地设置卫所,派兵防守,同时发国书给日本诸国(当时日本正处于分裂的“南北朝”时期)表达了自己希望与日本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一起消灭倭寇,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但当时的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诠以“倭寇乃九洲海贼所为,日本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为由予以搪塞。洪武二年,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朱元璋又派杨栽等七人出使日本,并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威胁“倭寇”。接到信后,日本国的怀良亲王大怒,斩杀明使五人,其他的悉数扣留,朱元璋的这一次交涉毫无成果可言。洪武三年三月,不死心的朱元璋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等再次出使日本。赵秩经过一番惊险的周旋和唇枪舌剑后,终于软化了怀良亲王的立场。怀良亲王派和尚祖来捎带了大量的贡马和土特产向明朝“奉表称臣”,而且还送还了七十多个被倭寇抓去的中国人。朱元璋十分高兴,在皇宫设宴款待日本来使,并赏赐了大量的财物。考虑到日本人普遍信仰佛教,朱元璋还派了八个和尚护送祖来回国。但是朱元璋对当时的日本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他高估了怀良亲王的影响力,怀良亲王只是一个亲王而不是国王,他的意志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国的意志,那么当时最有势力的日本国王是怎么想的呢?说来还真是凑巧,这位仁兄的想法正好与怀良亲王相反,他并不认为跟中国交好是一件多么急切而急需解决的事。于是这次曾给朱元璋带来希望的交涉就这样再次搁浅。

在华日本留学生端木说,他在中国读的是对外汉语教育硕士,2011年邀请过几个中国朋友去东京玩了几天,也带他们去了靖国神社,“他们主动要求去的”。在游学馆里,端木没进去,因为他“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不好意思进去”,“后来他们几个出来,我也没敢问怎么样,他们知道我很友好,也没说什么过激的话,但我能看出来他们表情很……凝重,”“对,就是这个词”,端木补充道。

后来日本国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朝贡,但因为这些多是地方实力派官员贪图大明朝的赏赐而搞的私人活动,没有正规的表文和印信,所以朱元璋都不怎么搭理。洪武十三年,日使再次来贡,情况同前几次一样也是没有表文,但带了一封日本征夷将军源义满的奉丞相书,文章写得极其嚣张,朱元璋看后很不开心,便拒绝了日本的朝贡。洪武十四年日本再次来贡,朱元璋又一次推却,并让礼部写了一封信责备日本国王和他们的那个征夷将军:“王居沧溟之中,传世久长,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王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毁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嫌之源乎?”。日本不甘示弱,也回了一封极其强硬的信,而且文采斐然:“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干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从入口沿正道行进,可到达净盆处,进去以后要在净盆处拿起一个长柄的木瓢,舀满一瓢水,先是右手持柄洗左手,再用左手持柄洗右手,然后用右手持柄舀水放在左手,再用左手将水送入口中漱口,再洗下左手,最后一次将水沿手柄流下冲洗瓢柄,然后将木瓢按照原样放回原处。在神殿前,参拜者先投入硬币作为香钱,然后二拜二拍手进行参拜。神殿外,同样有结愿树,上面挂满了参拜者求的神签。

朱元璋看了这封表文大怒,史载“帝得表愠甚”,但考虑到元朝两次出征日本损兵折将的前车之鉴,朱元璋忍住了这一口恶气。虽然如虎将李文忠者也曾建议朱元璋征日本以雪前恨,但朱元璋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没有率领大明朝的舟师东渡。

靖国神社的游学馆在介绍侵华历史时歪曲历史,关于卢沟桥事变(日本称“支那事变”),称事变原因为“中国方面拒绝日中和平的意志,中国正规军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日本军队反击,使整个北支那变成战场”。关于南京大屠杀,游就馆称“昭和12年12月,包围南京的松井司令官向属下部队发布草图,用红笔标明外国权益和难民区,要求严正军规,杜绝不法行为。中国军队败退到下关,遭歼灭。在南京市内,对那些换上百姓服装的战败士兵进行了严厉揭发”。

不过这一件事后,朱元璋改变了以往企图交好日本的策略,而改为在内部积极设防,在沿海各地加强防守和卫所建设等,尽量减少倭寇造成的损失。最后他以日本支持胡惟庸造反为由,于洪武二十年果断地断绝了跟日本的往来。把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并把这写入了传给后世子孙万世不变的《皇明祖训》中。正是在这同一本《祖训》中,日本还被列入了永不攻打的十五国之一。

靖国神社,从空中俯看,其轮廓像一把头朝西,柄朝东,刃指北的菜刀。表面上是肃穆与古朴的,但其中供奉的战犯的排位,却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他们的罪大恶极。充满安静与暴力的靖国神社,映射着“菊与刀”相融的日本人的性格。(文中受访对象皆为化名)

究竟供奉了哪些人

靖国神社已有144年的历史,它是日本天皇唯一需要鞠躬的地方。从倒幕运动到甲午战争,再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那里共供奉了2466532名战死者,包括两位日本亲王,其中一位死于中国华北,一位死于中国台湾。被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不只有日本人,还有28000中国台湾人,二战中,他们或被迫、或自愿加入日军并战死,至今仍未魂归台湾。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后,中国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当局对台湾民众进行了赤裸的殖民教育,在这种教育环境下,产生了“台籍日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政府于1937年9月开始雇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士兵。1942年1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兵员出现匮乏,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开始接受台湾人志愿从军的申请。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显示,自1937年到1945年为止,“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12万名,从1942到1945年则征募了军人超过8万人;这20多万人中有3万人在战场上阵亡,比例高达15%。

被征召的台籍日本兵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有人上阵杀人。战后,26名台籍日军被盟军法庭以日本人身份判决死刑。事实上,日本政府对这些台籍日军并不信任,他们和真正的日本士兵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待遇。所以,他们在为日本“效忠”的过程中又承受着在殖民者面前的劣等感。

1945年战争结束,当广大“台籍日军”随着台湾光复成为中国国民时,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2.8万名战友,却被送进靖国神社,被当作日本的神供奉起来,魂魄难归故土。

早在1979年,部分阵亡“台籍日军”的遗族就派出代表,抗议靖国神社,要求将先人灵位撤出。

多年来,台湾女“立委”高金素梅,作为被日本强征到南洋作战的“高砂义勇队”死亡家属代表,曾五次奔走日本,不断到靖国神社进行抗议提出要求书,要求靖国神社提出台湾出身的死亡者名单,并将台湾原住民灵位撤出靖国神社,但每次都无功而返。靖国神社里,那些身为中国人,却以日军身份战死的亡魂,何时能归回故土以得安息?

哪些日本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

从1951年吉田茂开始,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到过靖国神社参拜,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敏感时间,并以私人身份前往。1975年,三木武夫首次在8月15日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情况逐渐增多,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7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在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开启了日本首相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之先例。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的强烈愤怒,认为中曾根率日本阁僚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每年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不仅导致中国和朝鲜等国的严厉指责,也引起日本在野党、群众团体及舆论界的不满和反对。

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分别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2013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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