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设“国家卖春机关”专门服务美国大兵

要了解战国时代的女人过什么日子,就要去看《阿安物语》及《阿菊物语》,这两篇文章均是第一手史料。前者是阿安在关原合战的亲身经验,后者则是阿菊在大阪夏之阵的战争体验,二者皆为口传记录。
阿安的父亲名为山田去历,是石田三成的手下,身份类似私塾教师,地位不高。关原合战后不久,年方十七的阿安跟随父母与其他残兵败将一起逃至美浓国大垣城,当时在城内的生活记忆正是《阿安物语》的主要内容。
据说,每晚十二点左右,城内总会传出战死男女的诅咒声。阿安的母亲与众武士妻子均在天守阁铸造枪炮子弹,而所有被斩下的敌方头颅也都送到天守阁,让女人们一个个绑上名牌。当时身份地位高的人习惯把牙齿染黑,女人受武士之托(敌方头颅身份地位愈高,战功便愈高),还必须负责为头颅染牙。她们于白天为头颅化妆并铸造子弹,夜晚就与这些头颅睡在一起。
德川家康军攻打大垣城时,双方士兵不分昼夜进行激战。德川主力军中有位负责大炮的武将田中兵部,每逢击发大炮,便会先在城池四周大声通告再进行攻击。
为何要如此做呢?因为敌方也知道守在天守阁的都是妇孺之辈,城内受炮击时,所有箭楼、望楼均会摇晃得有如地震,惊天动地,何况是城内最高建筑物天守阁。胆小女人甚至会因轰炸声而昏厥,所以炮轰时必须先通告对方,好让天守阁内的女人小孩有心理准备。阿安起初也吓得魂飞魄散,后来习惯成自然,照样在炮声中铸造子弹、为头颅化妆、吃饭、睡觉。
某天敌方攻击甚烈,城内纷纷攘攘,众人都认为城堡即将陷落。这时有名武士进来安抚大家,凑巧有颗子弹飞进天守阁,击中当时年仅十六的阿安弟弟,阿安束手无策地看着弟弟死去。同样在当天,另一位带着家康箭书的使者来找阿安的父亲,告知家康愿意救出困在城内的山田一家人,也愿意给他们逃亡旅费,理由是阿安的父亲往昔曾是家康的习字老师。
城堡翌日便会陷落,阿安的父亲偷偷带着天守阁内的妻女及一名家仆,来到北边城墙,悬下绳梯逃到城外,四人再划着木盆渡过护城河。一行人来到城池北边六百多米时,身怀六甲的母亲突然阵痛,当场产下女婴。由于是在逃亡途中,只得用田水为婴儿洗身,再让家仆以衣摆抱着婴儿,母亲则踉踉跄跄拖着产后虚弱身子,靠在父亲肩头一路逃往青野原。
之后阿安随父亲逃到土佐,成为雨森右卫门的妻子。日后与丈夫死别,因膝下没有孩子,靠外甥山田喜助抚养,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寿终正寝。
阿安又提到关原合战前的往事。阿安的父亲是三百石俸禄小臣,住在石田三成的居城彦根城内,基于终年烽火连天,朝晚两餐只能吃稀饭。哥哥有时会携枪到山中打猎,早上通常会带菜饭(跟蔬菜一起煮熟的米饭)出门,因此家中女孩当天也可以吃到菜饭。阿安说,她最期待哥哥出门打猎的日子。衣服则只有一件,从十三岁穿到十七岁,穿到最后裙摆短得露出了小腿。
阿安八十多岁讲述少女与童年往事时,时代已进入江户时代,这六十年间由于没有内战,各种产业及商品流通皆有惊人发展。阿安说的一天只吃两餐,并非出于贫穷,而是当时惯例,日本人是16世纪以后才逐渐养成一天三餐的习惯。稀饭在当时也是主食之一,倒是菜饭确实可以看成大餐。
再来看看《阿菊物语》。阿菊是丰臣秀吉侧室淀君的侍女,淀君正是织田信长的妹妹阿市的长女,通称茶茶,集秀吉宠爱于一身,生下秀赖,并于秀吉过世后在大阪城当女帝。阿菊讲述的是大阪城陷落当天的回忆。
元和元年5月7日,大阪城内所有侍女均没料到居城会于当天陷落,二十岁的阿菊甚至因想吃荞麦烧(兵库县神户地方的乡土料理,炒荞麦面),命下女到厨房和面。阿菊的祖父是浅井长政的家臣,俸禄一千二百石,(日本历史
www.lishixinzhi.com)跟阿安家的三百石比起来身份地位高出许多,因此虽然身为淀君的侍女,自己也有专属下女。
荞麦烧还未做完,阿菊便听到大阪城东南方传来嘈杂声,原来是内城东侧的玉造口失火了。阿菊准备逃亡,她先穿上自己拥有的三件衣服,腰带也绑了三层,再把秀赖赐的镜子塞入怀中,自厨房逃出。那时外面不但有禁止侍女逃亡的把关武士,也有伤兵。
阿菊不顾一切逃至城门。门外已不见守卫也不见伤兵,但有个手持长刀的武士突然跳出向阿菊要钱。阿菊身上带着两根“竹流”,是用竹筒为模铸成的金银,一根约七两二分,相当值钱。阿菊给了一根,拜托武士带她到位于松原的藤堂家本阵,岂知还未抵达目的地,另一根“竹流”也被抢走。所幸途中遇到淀君的妹妹常高院(京极高次的妻子阿初)一行人,阿菊才搭便车跟着她们逃路。
常高院也是阿市跟浅井长政的女儿,姐姐是丰臣秀吉侧室淀君,妹妹是日后的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正房阿江(三代将军家光的生母),与德川家缘分甚深。丈夫京极高次在关原合战时公然站到家康那方,战后获得八万五千石的奖赏。丈夫过世后,阿初落发改名常高院,也曾几次穿梭在大阪城与德川家之间。这时也是为了权充姐姐与德川家的和平使者而暂居大阪城。
阿菊心想,只要跟着常高院,应该不会被德川军抓走。果然如她所料,家康叫出常高院,答应送众女侍前往她们想去的地方。阿菊决定投奔住在京都的秀吉侧室松丸,松丸是京极高次的妹妹,与淀君是表姐妹关系。最后阿菊和织田左门的侄女搭伴一起前往京都。
她把织田左门侄女送到京都织田家后,得到丝绸、银子等报酬,之后前往松丸家当女侍。日后嫁到备前,在当地终其一生,享寿八十三。《阿菊物语》是备前池田藩藩医田中意德记录的手记,此人正是阿菊的孙子。
相较之下,阿菊显然比阿安强悍且机智。阿菊出生在一千二百石的家门,比起阿安算得上是千金小姐,然而浅井家灭亡后,父亲在藤堂高虎家当浪人宾客,俸禄落到三百石。简单说来,阿菊的祖父和藤堂高虎同为浅井家家臣时,祖父是一千二百石身份,高虎的地位则很低,经常三餐不继,阿菊的祖母看不过去,时常叫高虎来家中吃茶泡饭。高虎不忘当年的一饭之恩,因而收留了家道中落的阿菊父亲。
大阪冬之阵开战时,阿菊的父亲为了报恩,向藤堂家表示愿意参战,领取了甲胄,却没有旗帜。女儿阿菊用红白丝绸缝了旗帜,送父亲到战场,不料父亲就此一去不返。阿菊在大阪城陷落时,首先便想逃往藤堂高虎本阵,正是基于上述缘分。
阿安大概由于当时年纪小,只能跟着父母逃亡,不过她晚年讲述关原合战时,语气完全是旁观者立场,跟闲话家常一样。阿菊也是如此,在城池陷落那一刻还不忘带走衣服和私房钱,这纯然是基于女人心的行动。即使身处战火中,即使耳边炮声隆隆,她们晚年讲述的经验也都是一般日常生活。倘若是男人,恐怕添油加醋还不够,讲到最后或许还会化为孙子眼中“砍下某大名头颅的前锋英雄”。
我想,有关战争,男人的话最好少听为妙,要不然至少也要给他减个九十分再放进笊篱筛一下。女人说的则可以百分之百尽信。因为自古至今,女人始终是战争旁观者、牺牲者,也是战争善后者。

这是一个全球土豪崛起的时代。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随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功转型,土豪们也逐渐开始收敛,蜕变成一个个低调的富人,或者“贵族”。
在这一点上,日本尤其典型。 从前:差点买下美国
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土豪中流行到美国买房产。当阿拉伯人在伦敦买下一整条街的时候,日本人正在美国挥金如土,仅仅在洛杉矶,日本人就买下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产。那时的日本土豪,已经组团横扫欧美的奢侈品店,他们挎着相机成群结队地涌入巴黎的奢侈品商店,手拎大包小包,腰部鼓囊,兴奋地东张西望,指着商场陈列柜里的珠宝和皮包,大声嚷嚷说:“这一排我全要了!”
而对于买房子,日本土豪更是嫌“卖得太便宜了”。那时一栋美国大楼出售,美国人报价4亿多美元,而日本人却突然主动把价格抬高到了6.1亿美元。
面对目瞪口呆的美国人,随从的日本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美10%的不动产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难怪美国人惊呼:“日本人要买下整个美国了!”
如今:炫富难得尊重
经历了“失去的10年”,当年狂热的“浮躁心理”已从日本社会基本褪去。偶尔出现的土豪,已经难成气候了。
日本富人很少开豪华汽车。日本人已不将汽车等当作判断人是否事业成功的标志,汽车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虑的是安全节能环保。
富人住宅设计风格简单,昂贵的名牌家具摆满屋子被视为是“俗气的事”。在日本富人之间,流行“三不拥有哲学”,即“不拥有存款、不拥有房子、不拥有头衔”。
单纯的有钱有势在日本很难赢得尊重和认可。日本社会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么成功都坚持不奢华、过平常生活的人。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们之所以被誉为“神”,自有其非凡商业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自身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比如,松下幸之助对财富本身没什么兴趣,他视权力为“痛苦与责任”。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我想探究人性,探询人类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为日本的财富追求者们树立了榜样。
时任“日本财界首相”经团联会长的土光敏光几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鱼干串。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慰安所等”的条目。(日本历史
www.lishixinzhi.com)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冢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下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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