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或流氓政权,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国际政治术语。由于美国的随心所欲,流氓国家名单上常常有出有进。如今,美国即将面临一个麻烦,流氓国家的名单中,很可能会出现日本,日本有可能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下一个流氓国家。不管美国对此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还是面临玩火自焚的危险,日本在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邻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后,再次向世界呈现出成为下一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的明显迹象。
西历2013年12月26日,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堂而皇之地参拜了“靖国神社”。上一次日本在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西历2006年的小泉纯一郎,如今,时隔7年,安倍晋三再次重复了这个极具政治色彩、极其敏感的举动。尽管中国和韩国对安倍的这一举动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安倍政府还是不管邻国的感受,恬不知耻地向美国乞求“理解”。这一次,连美国政府都未必能继续护着日本的胡作非为。美国驻日本大使当天表示,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感到失望,认为安倍的这一做法会加剧与亚洲邻国的矛盾,并希望日本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能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不管美国的这一表态是真心的还是耍两面派手法,安倍这一次的确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安倍晋三自西历2012年上台以来,屡屡做出迎合军国主义的举动,一再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频频制造激化矛盾的不安定因素。这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其事先积累的国际紧张关系的基础上,将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面临严重倒退的局面。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举动,中国外长王毅向日本方面明确表示,“中国对此绝不容忍。日方必须对安倍此举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日方蓄意继续挑战中日关系的底线,不断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对立,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参拜靖国神社的倒行逆施,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日本继续处在历史的被告席上。”
安倍刚上任时便表示,对自己前一次任首相期间未能参拜靖国神社而“深感后悔”。为了这次参拜靖国神社,安倍又公然说:“作为领导人,我有责任与那些抛家舍业、在战场上牺牲的人站在一起”。人们都很清楚,靖国神社里供奉着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战犯,安倍如此公然为这些战犯大唱赞歌,让人们看到日本当局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周边国家及人民犯下的罪行没有悔改之意。因此,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很可能再次走上与人类正义为敌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很可能再次成为不折不扣的流氓国家,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危险的暴徒。安倍号称日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事实上,安倍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日本政坛在心智上的不健全,依然显露出其野蛮的本性。对于这样一个危险的、潜在的流氓国家,全世界都应该睁大警惕的眼睛。
即将到来的西历2014年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不由得使人想到120年前的那一个甲午年。也许安倍等人在军国主义的熏陶和狂妄中,依然沉醉于120年前针对中国清朝政府那场甲午战争的旧梦。那一场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凶恶崛起的重要起点。但是,日本那一次“胜利”之后的丧心病狂也让它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日本不接受这一深刻的教训,幻想历史重现,日本必将再次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120年,两个甲子过去了,当今中国绝不再是当年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当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120年前那场甲午战争的局面再次重演。如果日本依然执迷不悟,那就新帐老账一起算。恰如王毅外长所言,中国“必将奉陪到底”。由此,我们必须警告日本——别给中国这样一个正当防卫的机会!
作为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我们已经无需用激烈和过度的方式再对日本表达愤怒和抗议,因为,当今日本政府已经不是一个理性的、可以讲道理的政府。出于人类良知的道理,已不能触动安倍之流的耳膜。我们只需保持高度的警惕,冷眼旁观日本军国主义小丑如何为他们曾经的残暴而招魂,密切监视日本如何在重新迈向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时刻做好准备,对于想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第二的日本政要和日本政府,随时予以最严厉的痛击。在此,我们应该对本届中国政府表示充分的信任,向日本展现我们强大的团结和凝聚、理性与沉着,以我们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沉稳,看安倍之流如何狗急跳墙。
顺便再对美国说一句:拴好你的狗,看住你的狗。小时候父亲就告诉过我一个人生经验:当恶狗要咬人时,拿好棍子,时刻准备打断它的狗腿,而无需看狗主人的脸色。我想,这个人生经验对于国际大事也同样适用。面对日本这个潜在的流氓国家,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各个曾经被日本欺凌国家的民众,当义无反顾、齐心协力、毫不犹豫地给妄图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以雷霆万钧般的痛击。要让安倍之流的日本政要知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仅有慈眉善目的和蔼,同样有怒目金刚的威严;不仅有菩萨心肠的慈悲,同样有霹雳手段的愤怒。正值毛泽东主席120周年的诞辰纪念,让我们重温毛泽东庄严的宣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还演过电影,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45岁时自杀。一生留下很多作品。人们对他的评价不一。比较多的说法,认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虽然有人指出他的日本军国主义倾向,但依然对他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三岛由纪夫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依然被视为迄今为止日本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他被称为天才,因此,一些关于天才与自杀的理论,也常借助三岛由纪夫而罗嗦鼓噪。总的来说,从日本到中国到国际社会,评论界对于三岛由纪夫的评价大都处于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状态。中国自孔子作《春秋》起,就注重对历史人物的定性,虽然定性也会因时代而变,或者因时间距离太近而有难度,但是,三岛由纪夫自杀已四十年,对他做一个定性,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在我看来,不管三岛由纪夫的文学成就有多高,从本质上说,三岛由纪夫就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狂,他的自杀,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殉难”,丝毫不值得同情和美化。余华说三岛由纪夫之死是一部杰出作品由文字到行动的高潮部分,并说三岛由纪夫歌颂死亡、歌颂鲜血,将这些描绘成美好,是因为三岛混淆了全部价值体系,最后混淆了写作与生活。我认为,余华的这个说法对于理解三岛由纪夫没什么帮助。三岛由纪夫根本没有混淆什么价值,而是非常明确地把他的军国主义价值当成唯一的价值。因此,任何用文学词汇、文学描写来评价三岛由纪夫的做法,事实上都是有意无意掩盖三岛由纪夫试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客观上有可能会助长日本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
人们在评价三岛由纪夫时,一般都会提到说,三岛继承了日本的古典美学,这个说法容易混淆事实。三岛拥有日本贵族血统,日本贵族更接近与西方社会贵族,是永久世袭的。三岛从小受贵族出生的祖母教育,并被送入皇家学校学习。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国王超过了以前日本贵族的地位,因此,三岛在后来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所谓古典美学,实际上是明治维新后变了形的古典美学,它以日本国王崇拜和武士道为核心,而非日本幕府时期的古典美学。换句话说,三岛由纪夫所表现的日本“古典美学”,是明治维新时期受西化严重影响的“新古典美学”,而不是纯正的日本古典美学。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金阁寺》,表现了他对待幕府时期古典美学的态度,他认为纯正的日本古典美学虽然很美,但已经是对他的巨大压迫。因为,幕府古典很难让日本在现代世界立足或大有发展,因此,在《金阁寺》这部小说中,三岛由纪夫让主人公将代表日本古典传统的“金阁寺”烧毁了。三岛由纪夫的“新古典美学”,实际上就是西方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理念与日本武士道、日本国王崇拜相混合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日西杂交的“新古典美学”,在日本战败后,与美国主导的日本政治产生冲突,从而导致了三岛由纪夫的“谏世自杀”。
三岛由纪夫出生于西元1925年,到西元1945年日本战败,他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影响之下,三岛由纪夫这个笔名也在二战时期开始使用。三岛由纪夫求学期间,德语和德国法律是他的主修课程。当时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同盟,三岛主修德语和德国法律,很显然受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深刻影响,并获得了日本国王颁发的银手链和日本驻德国大使馆颁赠的文学读物。日本战败以前,三岛由纪夫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小有名气。在日本即将战败之前,三岛由纪夫应征入伍,在制造飞机的兵工厂服役,然而,在参战前的体检中,因肺结核而遣送回家。对此,有些评论认为,是军医的误诊,也有说是三岛故意逃避服兵役,因为,三岛由纪夫后来的经历表明,他并没有肺结核。三岛逃避了参战,他原属的部队在菲律宾几乎全军覆灭,三岛因自己苟活而痛苦。原先三岛的文学朋友有些也参军了,西元1945年日本战败后,其中也有人切腹自杀,因此,西元1945年日本战败,是三岛由纪夫生命中最伤痛的一年。
西元1948年,三岛由纪夫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盗贼》。这部小说中表面上写主人公因失恋而自杀,实际上是描写军国主义失败以后的日本社会心态。在小说中,失恋后的自杀,被三岛由纪夫描绘成“快乐的游戏”。日本另一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主动替《盗贼》写了序,其中说到:“也许有人不以为三岛君是背负着许多创伤来完成他的作品,但也许有人已经看出,他的作品,乃由累累的重伤中产生,这是种冷酷的毒液,决不是希望人去啜饮它的,它具有一种强度,但却好比是脆弱的人造花那样,虽然带着鲜花的活生生的姿态,却不允许人们去抚摸碰撞。”我认为,川端康成所说的“累累的重伤”、“冷酷的毒液”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川端康成在序言中认为,三岛描写它,“决不是希望人去啜饮它”,“不允许人们去抚摸碰撞”,但是,这只是川端康成的个人理解,而不是三岛的本意,否则,他为何要写作、发表这部作品?三岛由纪夫以后的经历,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心目的日本军国主义之梦。
在三岛由纪夫的军国主义思想中,有一个现象值得认真对待,就是他与西方的关系。日本幕府时代的古典美学是闭关锁国拒绝西方的,只有在明治维新后的“新古典美学”才是与西方强烈互动的。这种互动在日本的国际关系政策上,一方面是积极靠近西方,争取西方的认可,另一方面是与西方争夺利益而大打出手。而三岛由纪夫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新古典美学”的特征。膜拜西方并与西方对抗相结合的怪物,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三岛很愿意向西方学习,并且想让自己在西方获得名声和成就,他非常在乎自己的作品在西方出版,也非常在乎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历史
www.lishixinzhi.com)以至于有人说,他的自杀是因为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奖,三岛没有得奖后的结果。甚至还有人胡乱演绎说,川端康成认为自己得奖,三岛没有得奖,结果害了三岛,导致三岛自杀,川端康成因此而内疚,在三岛自杀后,最终自己也自杀了。这种说法虽然荒唐,但它的依据并非捕风捉影,因为,三岛由纪夫的确非常在乎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成就,以及西方社会对他的评价。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它也是来自西方社会的。三岛在文学成就上渴望西方的认同,恰如日本军国主义当年渴望与西方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
与此相反,三岛由纪夫在作品中又经常描写西方给日本造成的伤害,他的很多批判矛头也指向西方社会,或者日本国内某些西方势力的代理人。这种状态又恰似日本军国主义与西方在全世界争夺利益,相互殴打,并最终失败的命运。因此,三岛由纪夫对待西方的态度极为矛盾,一般人在评价三岛由纪夫时,往往只说他的文学作品在西方社会获得的声誉,很少提及他作品中反西方的内容。三岛由纪夫对待西方的矛盾,人们只愿接受他亲近西方的一面,而不愿张扬他与西方对抗的一面。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因为崇拜西方而不愿承认西方的巨大危害,其典型恰恰集中体现在三岛由纪夫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它来自西方,却危害西方,也危害全世界。三岛由纪夫认为西方对日本的危害,在战败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客观的。他掩饰了日本也是一个施害者的本质,只强调日本是一个受害者,从而淡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骗取了人们的同情。三岛由纪夫解决西方危害的方式,虽然号称是属于日本传统的“古典”方式,实际上,这种“古典”依然是来自于西方的军国主义,是一种“新古典”,而非原属日本自身的真正传统。只不过,在美国人主导日本政治的年代,这种军国主义的“新古典”,不太容易大行其道。这才是三岛由纪夫自杀的真正用意。三岛由纪夫的军国主义仍然是希望用西方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失败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充满自相矛盾和有着严重缺陷的体系,靠西方军国主义的方式,救不了他心目中的日本,也救不了他本人。
《中国不高兴》一书提出了一个词,叫做“文艺腔”。在三岛由纪夫自杀一事上,“文艺腔”大量地存在。三岛由纪夫作品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唐月梅说,三岛的自杀是追求“至美”,另一位中国著名作家余华说,三岛的自杀,让他作品中所迷恋的死亡和鲜血,“终于站了出来,死亡和鲜血叙述了三岛由纪夫”。类似的“文艺腔”还很多,除了美化死亡外,还具有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因此,在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中,我们必须坚决地摒弃“文艺腔”,才能真正看清三岛由纪夫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狂的实质。
三岛由纪夫因为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声誉,在日本也如日中天。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下,他在日本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取名“盾牌社”,成员很多是日本著名大学的学生。这个“盾牌社”很快成为三岛的私人武装,他们一方面采取歃血为盟的方式凝聚社团,另一方面把三岛由纪夫当成至高无上的领袖,或称指挥官,或称司令官。三岛还为“盾牌社”的成员设计了军队化的制服,以土黄色为主,领口袖口饰以绿色。三岛由纪夫号称自己崇尚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他在文学作品中描述了大量军国主义思想后,便开始以“知行合一”的理论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在这里必须指出,“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正确的“知”,而三岛由纪夫效法“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极端错误的军国主义,因此,他的“知行合一”根本不是王阳明的真髓,而是歪曲。如果他对“知行合一”的理解能够成立,那么信奉偷盗、信奉杀人的人,岂不都可以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西元1970年,三岛写完最后一部作品《丰饶之海》后说,“这部小说写完,就是我采取行动的日子”。他在一封给西方朋友的信中说:“为了目前逐日急速消灭的日本古老美好的传统,为了实现文武合一的固有道德,我决心牺牲自我,以唤起国人的觉醒!”那么,三岛由纪夫所谓“日本古老美好的传统”、“文武合一的固有道德”究竟是什么?那就看看他自杀的经过吧。

日本人自称他们的国王为“天皇”,中国接受这个称呼是大约从清朝晚期开始。也就是晚清那几个没出息的皇帝和太后,对日本战战兢兢,将日本人狂妄傲慢、夜郎自大的“天皇”自称给予官方认可。如今,清朝已经过去了,小日本也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所以,本人不认可“天皇”的称呼,不管我以前的文章里如何称呼日本国王,在我以后的所有文章中和著作中,一律将其称为“日本王”。特此说明。
有一个问题曾经在一段时期内给我带来困惑:日本王姓什么?后来我知道,日本王没有姓氏。为何日本王没有姓氏?我们先来看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没有姓氏?姓氏是只属于人的一种文化符号,所以,世界上没有姓氏的东西很多,例如动物就没有姓氏,人们养宠物,最多给它起个名字,而不会给它冠以姓氏。当然,动物不如人类高贵,拿动物与日本王相比不太合适,但是,这是我们作为正常人的善良思维。日本王之所以没有姓氏,是因为他自认不是人,他比人高贵,他是神。比方说,上帝就没有姓氏。《霸伯·旧约》记载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也只是说上帝有个名字,而没有说上帝有姓氏。所以,日本王没有姓氏就是因为他自认是神不是人。他的确不是人,因为日本王在日本没有户籍,连一个合法公民都不是。他可以自认自己是神,我们就不必当真了。只把他当成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行。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最高神都没有姓氏,管它叫上帝、真主、安拉,那都不是属于人类的张三李四。日本王没有姓氏,就是想让自己跻身于上述行列。是否够狂妄?中国也有宗教,中国人的宗教情结比较淡一些,对于神,常常有折中的办法。例如,对于那些接近神的佛教出家人,他们往往取个法号,放弃世俗的姓氏。中国人会记载,玄奘俗姓陈。也就是说,即便某人出家为僧,与神为伍,人们也不会忘记,他自己也不会否定曾经的世俗姓氏。出家人为了方便,也统一拥有一个姓氏“释”,这个姓氏来自“释迦牟尼”,出家人姓释,意味着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但事实上释迦牟尼也不姓释,他父亲叫净饭王,小时候给他取名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后来人们给他的尊号,通过汉语翻译后形成了这个称呼。再说,释迦牟尼中的“释迦”从历史上看,它只是一个族名。中国的出家人统一姓“释”,其实便是世俗方式与想象中神的方式的折中,不那么绝对。
在西方社会还有一类地位号称尊贵、不同于凡人、与神最为接近的人,就是天主教的教皇,他们在担任教皇后,也会放弃自己原先的姓氏、名字,给自己取一个名号,大致可以用自己的教名,也可以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名字,也可以用首位教皇之外的其它教皇的名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这样的教皇名号。
一个人在显贵之后,原来的姓氏名字要掩藏起来,这在中国也很常见。最典型就是皇帝。在皇帝之前,中国人称其为“天子”,耶稣号称上帝之子,很可能是跟中国人学的。但即便是“天子”也从不认为自己就是神。中国最完备的姓氏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宗法制度,就是在“周天子”时期形成的,他依然是世俗的,是有姓氏和人间血缘关联的。此后,皇帝虽然都有姓氏名字,但这些姓和名往往成为忌讳、避讳。(日本历史
www.lishixinzhi.com)例如唐朝皇帝姓李,因此,自唐朝开始,中国不能养鲤鱼、吃鲤鱼,这个禁忌直到唐朝以后才取消。当了皇帝之后,直呼朱元璋这样皇帝的名字是要被杀头的。这种忌讳一直延伸到中国士人那里。古代士人除了姓名之外,大都还有字号,同人、同事、朋辈之间一般称呼字号,而不直接称呼姓名。今天,中国向西方学习,没有了字号一说,都直接称呼姓名,实际上也有很多不便,至少让人觉得不够尊重。我在一些地方发现,公务员群体中,除了称呼科长、处长、县长、书记等官衔外,还有称呼王委员、李常委的,事实上,这种方式除了标示身份,也是对姓名的一种避讳。
总而言之,世界上很多地方对于尊贵者的姓氏名字都有避讳,但也仅仅只是避讳。只要是人,不管地位多高贵,不管避讳多严格,谁也不会否认自己的世俗姓氏名字。唯独日本最走极端,日本国王明明就是个人,而且只是个智力、能力一般的普通人,偏偏不认为自己是人,而是像上帝一样的神。这种狂妄也只有日本这样岛民意识的自大狂,才会以这样的夜郎自大为荣。不仅如此,自认为神的日本王过去按照严格的规定,还不能让脚沾地,在宫里也得人背着抱着,后来才有改变。即便美国占领军否认了日本王的神性,日本王族还是坚持没有世俗姓氏,骨子里还认为它是神。
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有一类人是没有姓氏的,即地位低下的贱民,他们大多只有阿猫阿狗的名,而没有标示血缘渊源的姓氏。再远一点说,没有姓氏是母系社会的特征,与父系社会相比,属于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在我看来,日本王没有姓氏并不是等同于神的象征,而是母系社会的落后残余。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因为侵略我国东北而退出“国联”,西历1934年,日本一位名叫高群枝的人替日本辩护说:日本起源上就是母系社会,后来被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影响弄糟了,因此,日本可以用自己的母系起源领导一场世界维新。也只有日本这种智商不足的井底之蛙才会把母系社会的落后愚昧当呈先进,还自鸣得意地要以此改变世界。
历史上,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人”,日本王也被称为“倭王”。在较长时间里,日本也接受这个称呼。后来日本觉得“倭”不好听,改称日本。牛哄哄地表示自己是“日出的地方”。中国人不同其计较,认可了“日本”的称呼。但那时,日本王还没敢称“天皇”,最多自称“大王”。后来,日本越发狂妄,借用中国的道教,自称天皇,并自诩为“神”。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就没有予以承认,最多是官方文件中对日本的这个自称有所记载。适逢甲午战争120年之际,我建议中国官方对于日本“天皇”的称号不予承认。中国官方应延续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的惯例,将其称为“日本王”或“日本国王”。对于民间来说,即便中国官方还没做出这个决定或表态,中国民间,包括个人、媒体、教育等也应该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不再使用“日本天皇”这个称呼。它把自己当神,我们何必跟着他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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