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应之变是发生在明应二年的一场足利将军废立事件。日后室町幕府的威信完全丧失,变成各大名彼此拥立的傀儡罢了,本事件被视为战国时代的起始期。
足利义材,是足利家内部争夺足利当主地位引起的内乱应仁之乱中,受西军盟主山名氏拥立的足利义视之子。在西军败势战乱进入结束时,与父亲义视一起逃亡投奔美浓国的土岐成赖。时室町幕府第九任将军足利义尚率领将军直属武装部队“奉公众”出兵讨伐近江国的六角高赖,延德元年在军阵中因沉溺酒色病死军中。于是义材和父亲一起“上洛”前往京都,义材被推荐竞逐第十任将军。义尚的父亲第八任将军足利义政、应仁之乱中东军领袖细川胜元之子细川政元则推举堀越公方足利政知之子—现于天龙寺出家担任香严院院主,法名“清晃”的足利义澄。但是义尚生母且对幕政有影响力的义政夫人日野富子决定支持嫡亲妹妹之子义材。翌年延德2年义政死去,在以义视出家为僧的条件下决定义材就任第十任将军,但是细川政元与伊势贞宗及足利政知与将军父子(义材·义视)对立。义材沿袭前任将军义尚的政策,对应处理在胁近下丹波国、山城国畿内地区国人武装叛乱的威胁。延德三年掌握“奉公众”将军直属武力,继承义尚讨伐六角氏策划军事性的强化。

平安贵族的生活方式早就被日本武士阶级所仰慕,等到武士们夺取了政权之后,他们不仅模仿公卿贵族的风流韵事,而且改造了社会的婚姻和风俗,武士们的风流追求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文化。有句俗语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进入幕府时代的日本男人来说另有所指,新的婚姻制度埋葬了他们过去的那种浪漫爱情。因为幕府主张用“嫁娶婚”取代了此前的“走访婚”,使武士的多情受到限制,走访女人的自由因而受影响。
一般认为嫁娶婚在日本流行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到室町时代中期,父权制的嫁娶婚逐渐确定,男方的家长开始为儿子和家仆娶亲,在庭院里为新婚夫妇建造新房。由于是为娶亲而建造的新房,人们因此开始称新娘为“新造”。这样一来,男人虽然可以垄断他们的妻子,但也失去了沾染他人妻子的机会和权力,但是还有不少日本男人非常追怀昔日的性自由,不喜欢固定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婚礼仍以秘密进行的为多。
这种嫁娶婚对于女子的约束最严格,因为新婚夫妇和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出现了。当然这种婚姻是由武士阶级确立的,并在武士社会取得支配地位,使女子在这种家庭中经济地位日益低下,必须依赖男子。一般市民和农民虽在慢慢仿效,但在最下层的农民和渔民之中,由于女子是维持家计的主要人物,所以和男子具有同等的权力,因此仍然保留着原始的走访婚姻形式。
然而毕竟日本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主张禁欲,幕府通过法律制度和道德教育维持的主要是家庭关系而不是性关系。尽管武士道是严格的禁欲主义,但武士在性方面追求的是满足而不是克制,奉行的是不受压抑的享乐主义,只要他们能够为主君保持战斗力,结婚生子培养新的战士,性爱和婚姻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武士的妻子与其说是武士的配偶,不如说是他的一个固定性伙伴,他们的性生活也只是为家族生殖后代,是责任之性、生产之性。而武士的另一个重要性伙伴就是艺伎,与艺伎之间的性则是为满足浪漫情调的性、情色的性。有人说,做爱是江户时代武士们的必修课,一点不假。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出征,便不知是死是活,因而要及时行乐,享受性爱之乐,同时又要用性爱来激励斗志。艺伎因此也成了武士们的知音,她们也同样是只管现在快活无论明天死活的人。武士在出征前后找艺伎,也是在准备牺牲生命的同时,寻找自己存在的感觉,此刻的性生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在武家社会,武士的妻子给丈夫支付嫖资是非常寻常的事,而且看起来是毫无怨言的,从这一点看来,上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女子“不妒”的印象是准确的。武家妻子的这种“美德”对近现代日本主妇也很有影响,一个现代艺伎曾经这样回忆过她的一次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告辞的时候,一位主人的妻子站在门口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笔很慷慨的小费。她给了真羽美两份,请她把其中的一份转交给名叫富枝的艺伎,据她说是“因为头疼早些时回家了”。事实上,她同我们一样明白,富枝是她丈夫的情妇,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去了。
因此结婚对于武士来说并不意味着爱情走向坟墓,但对于他们的妻子来说确实如此。江户时代的日本性爱道德要求妻子不许对丈夫的婚外恋、玩艺伎等产生嫉妒之心,这是对女性情感和性欲要求的否定,“现在仍有新娘子在婚礼中戴白帽子的风俗。那帽子看上去像是用布单松松地在头上扎成的。这在日文中叫做‘角隐’,即遮掩‘嫉妒’这个角”,这就是要求妻子不许批评丈夫,嫉妒丈夫的其他性伙伴。
自进入武家时代这一重视阶级的社会以来,贞操观念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深,为防止下属染指自己的姬妾,将军以及一般的大名、武士在这方面也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在日本,不同阶级的男子,因为道德和法律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要求不同,在性生活上的占有欲望也不同。武士阶级之所以有相对强烈的占有欲,因为他们最早实行嫁娶婚,最早建立父权家长制家庭。江户幕府制定的严酷家法《御定书百个条》中,将秘密通奸的妻子处以死罪,通奸的男子也处以死罪,这是为了保障武士家庭的稳定,为他们的冲锋陷阵解除后顾之忧。武士不仅对于通奸的妻子和她的奸夫有斩杀的特权,在调情的现场将不检点的妻子斩杀也无罪。因此江户人将偷情比做吃河豚,因为河豚虽然是美味但往往有毒,要想品尝美味就得提心吊胆。所以,当时流行有这样的歌:“偷人家的妻子,惊心动魄有美味,有如尝河豚。”
而对于同时代的町人(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和农民来说,他们的婚姻还接近于走访,对于新婚妻子是否为处女,妻子结婚后是否偷情,以及捉奸之后怎样对待都很实惠,他们宁愿罚取金钱而不愿失去妻子。
由于武士家庭的特殊文化,武士夫妇之间除了生育的需要之外,常常没有性生活,这可苦了武家的女人们。尽管武士的妻女们被妇道所约束,但她们还是有办法追求性享受,而且社会上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当时的旅馆等场所像现代的“情人旅馆”一样,也为她们提供了特殊的性服务。下面介绍的若干服务方式令人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细致和想象力。
所谓“四条通道相互贯通厕所”……有身份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随从相伴,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贵妇人一进入这种内设叉道的厕所,便可匆匆进行男女欢会。
所谓“隐蔽柜橱”,是里面设有一条暗道的设施。事先让男人偷偷进去,再让女人去与他约会。
所谓“活动草席”,是在木条地板下面建有一条暗道的房间。如果见事不妙,就让男人从席下暗道逃跑。
所谓“装睡的恋爱外衣”,即放在隔壁的小房间柜子里的大棉帽子、带穗的念珠和白地上绘有水墨画图案的适合寡妇穿的和服等物。把这些东西事先放好,然后,让男人先于女人进入房间,首先让他换上放在柜内的服装睡在那里,谎称是某位隐士的夫人,使用人麻痹大意,男女便在室内偷偷幽会。
……
还有称做“男女情交隔板”的玩意儿。在小房间的角落里,事先铺好一块擦得干净平滑的隔板,女人若要寻欢乐,则在板上留有一个可使男人的阴茎通过的小孔,在薄板的一面只要留出能让男人仰面躺着的一尺左右的空隙就可以了。
还有所谓“洗澡间折叠梯”的设备,这种设备事先进行了严密的伪装,从外面看,连一只带提梁的水桶也无法通过,但是,待女人脱光了衣服进去之后,从里面把门锁上,从天花板上便垂下一个细绳软梯,女人爬上去,享受完毕之后,再顺软梯下来回到洗澡间。这些幽会的方法算在一起,大概有四十八种。
原来,精明的日本人把忍者的隐身术活用到这里了。日本建筑是一种“高床式”的架子屋,制作“活动草席”、“男女情交隔板”这类的机关很方便。中国偷情的经典《金瓶梅》所载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那一套伎俩简直无法和他们比,要是在日本,他们俩的行为怎会被郓哥这个小男孩看穿呢?
到了20世纪晚期,日本的“人妻”偷情就方便多了,先生早出晚归,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接纳情人,可以纵情欢娱而无所顾虑。
对于那些偷情的男子来说,同样也不需要担当江户时代那样的风险,现在的男人即使戴上了绿帽子也能够忍受,不会轻易找奸夫拼命,“这些年来,这种情绪激昂型的丈夫逐渐减少,有些丈夫只是一个人暗地里伤心叹气,更有甚者会因此变得阳痿,那种自卑自虐内功型的丈夫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有些丈夫即使察觉到妻子有外遇的迹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弄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日本女性越来越大胆的原因。丈夫即使发现了妻子“不伦”的蛛丝马迹,做妻子的也绝不会坦白交待。“就如同过去丈夫即便被妻子当场捉奸,也硬要说自己和那个女性没有发生关系一样,现在不管丈夫出示了什么证据,做妻子的也坚持强调,我只是和对方在一起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丈夫原本就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有外遇,所以不久也就会接受妻子那种牵强附会的辩解”。
日本传统宗教和习俗文化等的沉淀除了形成日本“耻的文化”外,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秽的文化”,这是日本神道清洁观在现代社会的反映,在日本男人心目中,“丈夫的外遇是排出体外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要释放出去就结束了。与之相对,妻子的外遇是从外面迎进体内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有纳入和接受,这一点相当重要,一想到妻子身体里是否还残存第三者的东西,就会让丈夫产生一种无比厌恶的感觉”。
这是生理上的原因,还有一点也是日本的丈夫们非常在乎的,那就是“妻子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其他的男性,那么说明妻子在精神上也非常热爱这个男人”。这与其说是男人的自私任性,不如说是日本男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所获得的认识,因为他们没有爱也可以和女性发生关系,“但是,女性不大可能和不爱的男人发生关系,除了那种把自己的性作为商品买卖的女性,男人对于一般的良家妇女或者他人的妻子等,只要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好感的女性,心中就不允许她们有外遇。”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女人养成了依赖男性的心理,在经济生活上的依赖加强了精神上的依赖。“妻子的外遇精神上的因素很强,这样更会使做丈夫的深陷于抑郁的情绪当中,而且会使他们感到一种异常的屈辱和愤怒”,“妻敌讨”就是出于这样的占有心理。

上杉谦信(うえすぎ けんしん ,Uesugi Kenshin )
(1530年2月18日—1578年4月19日)
一名活跃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越后守护代长尾为景幼子,幼名“虎千代”。成年后称长尾景虎。育有三名养子,名字为景胜、景虎和上条政繁。由于继承了关东管领上杉姓氏,并先后得到任关东管领的上杉宪政和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辉的赐名,故又称上杉政虎、上杉辉虎。出家后法号谦信。由于他拥有很高的军事统率能力,所以在后世被称为越后之龙,一般通称为军神。官位为从四位下弹正少弼,死后赠回正二位。
早年
享禄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越后守护代长尾为景的幼子诞生于春日山城。因为当年是虎年,孩子被取名为虎千代。这个孩子成年后称长尾景虎,也就是后来驰骋于战国乱世的“军神”上杉谦信。四岁丧母,六岁时改名叫喜平二景虎。
天文五年八月,为景进攻越中之前,预计到进程可能不会很顺利,先将家督之位让给了长子长尾晴景。十二月,长尾为景在越中旃檀野与一向一揆作战时中计败死。
为景一死,本来就不太平的越后国更加动荡,各地豪强占据一方,各自为政,俨然是个“小战国”。当时虎千代年仅七岁,穿着盔甲送为景下葬,国内的混乱可见一斑。按照室町时代武家的传统习惯,没有继承权的幼子常常被送去出家。于是这一年虎千代受戒于春日山麓的林泉寺名僧天室光育门下,学习禅与文武之道。
继承越后守护代的长尾晴景,比谦信(为方便起见,以下统一称“谦信”)年长十八岁,是为景生前最疼爱的儿子。然而,晴景体质虚弱,没有作为武将的统领之才,被国内的其它势力所轻视。为缓和自己的窘境,天文十二年,晴景尝试着让十四岁的谦信(当时刚刚“元服”,改名长尾平三景虎)协助强化统治权,入驻越后中部的栃尾城,在确保长尾家在越后中部领地的同时,牵制本庄房长、色部胜长、中条藤资等敌对势力。一开始,附近的豪族们根本没把这个小毛孩子放在眼里。但谦信到城后,得到母亲家的古志长尾氏和栃尾城代本庄实乃等人的援助,多次击退敌对势力的来犯,并很快将安田长秀、北条高广、小河长资等豪族收伏于帐下。在栃尾城的一系列作战是谦信最初的战争经历。天文十四、十五年(1545——1546),守护上杉家的老臣黑田秀忠两度占据黑泷城谋反,谦信代兄长晴景率兵平叛,表现神勇,最后依守护上杉定实之命消灭了黑田一族。
谦信的声望迅速压倒了晴景,国中渐渐有了改立谦信为守护代的苗头,这是晴景始料未及的。终于,难以容忍的兄长联合长尾政景、黑川清实等人,打出了讨伐自己弟弟的旗号。内战中,谦信虽然兵少,却以攻其不备之法大败晴景军。天文十七年十二月,双方由上杉定实做调解人达成和议:晴景引退,谦信作为晴景的养子继承家督和守护代职。当时谦信十九岁。
天文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越后守护上杉定实病死。定实没有儿子,守护家绝了后。两天后,将军足利义辉承认谦信有白伞袋和毛毡鞍覆的使用权。这样,谦信实质的国主地位得到了认证。次年,一直不承认谦信地位的长尾政景降服于谦信麾下,越后长尾一族实现了统一。天文二十一年,谦信被授予弹正少弼,从五位下的官位。
与武田、北条的冲突
天文二十一年,上野平井城的关东管领山内上杉宪政抵挡不住北条氏康的攻势,逃到越后求助于谦信。这成为谦信后来十四次进军关东的起因。下一年,信浓的小笠原长时、村上义清、高梨政赖等来越后泣诉,请谦信帮助回复被武田信玄占领的信浓领地。以谦信的性格,自无不允,当年八月就爆发了对武田氏的第一次川中岛会战。是役虽然只是小规模的接触,却介绍了谦信和信玄这对宿敌的相识,对其后整个战国形势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当年九月,谦信进京,为此前接受弹正少弼,从五位下的官位向皇室献礼。后奈良天皇授予谦信天杯、御剑和“讨伐对邻国怀有野心之徒”的敕命。无疑,这等于给了谦信攻击武田、北条的名分。
然而,与进京的成功同时而至的是巨大的花销,围绕着这些费用的征收问题在家臣中出现了争执。敏锐的武田信玄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天文二十三年十二月,越后刈羽郡北条城主北条高广在信玄的煽动下自立,但三个月后就失败投降了。北条高广是镰仓幕府的名臣大江广元的后人,越后国人中的实力人物,平日自负武略不逊于谦信,常怀异志。谦信待高广却显得极为宽大,后来还让他去上野厩桥城经略关东。十三年后的永禄十年,高广受北条氏康支持再度谋反。然而越后和相模同盟时,谦信又一次饶恕了高广,依旧像从前那样重用他。越后松散的主从关系由此亦可见一斑。
武田信玄几乎没有给谦信喘息的机会。紧接着在弘治元年七月,因为缔结了三国同盟而无后顾之忧的信玄大举进兵川中岛,谦信亦驻军于善光寺与之对抗。两雄对峙了一百五十多天,各自滴水不漏,互无建树。最后由今川义元出面调停,议和罢兵。第二次川中岛会战结束了。
收兵回国后谦信面临的是一场内乱,有力家臣间的领土纷争不绝。谦信被各种诉讼纠缠得心灰意冷,于弘治二年三月在给自己的老师天室光育的信中留下了“功成名就,急流勇退”的话,宣告隐退,欲独自一人前往高野山出家。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晴天霹雳般地令家臣们大吃一惊,宇佐美定满和长尾政景二人慌忙召集重臣商议,以“景虎乃越后统合之中心,舍此无人可内服众将,外御强敌”故,说服了中条藤资,驱逐了欲乘乱谋反的大熊长秀,极力恳请谦信复出。谦信趁机要求诸将提交联合署名的起誓文书,并向春日山城送出人质。对此当然无人再敢表示异议。谦信的隐退可能只是一种计谋,但在内忧外患前,这出苦肉计式的隐退戏的确带来了强化家臣团统治的好结果。这一年谦信二十七岁。
从越后逃亡的大熊长秀到甲斐投靠了武田信玄,上杉、武田间的和约至此破裂。弘治三年,武田军进逼栃尾城,谦信亲率大军迎战。素来以战法稳健著称的信玄极力避免打硬仗,只是以先锋部队作了试探性的攻击。信玄曾趁夜埋伏下骑兵五十和步兵三百,次日清晨故意放出三匹惊马,意在诱使上杉军夺马而骚乱(曹操在延津诱敌战术的迷你版,但三匹马也太吝啬了点儿)。谦信任由三马在阵前狂奔了许久,视若无睹。关于第三次川中岛会战的记载很不明确,大体上是没有决战就不了了之了。
同年,关东管领上杉宪政再度逃到越后,将关东管领职、系图、重宝等一起转让给了谦信。为此谦信在永禄二年第二次进京,由朝廷和将军正式认许了这一继承。时值正亲町天皇新立,同样赐予谦信天杯和御剑。
永禄四年3月,谦信以关东管领的名义,集合了关东诸侯共计十一万五千兵马,讨伐“逆臣”北条。北条氏康的居城小田原被大军围困了逾一个半月,但丝毫没有要陷落的迹象。同时,谦信在阵中收到了北条的盟友武田趁虚进兵信浓的探报,无奈之下只得放弃攻取小田原的打算。谦信先顺路去了镰仓,在鹤冈八幡宫举行了关东管领的正式就职仪式,接受上杉宪政的“上杉”姓和“政”字改名为上杉政虎(同年十二月又受将军足利义辉赐予一字而称“辉虎”)。从镰仓往越后的归途中还攻取了北条方的武藏松山城。
而武田信玄和决战的机会,终于在永禄四年夏的第四次川中岛会战中被谦信抓到了。
谦信驻军妻女山,与海津城的信玄对峙了十日,双方都有些一反常态:谦信虽然兵力只有信玄的三分之二,且已近缺粮,却还是打打小鼓,哼着谣曲《八岛》,悠闲地过着每一天;信玄在优势兵力下毫无进展,倒有些坐不住了,采用了军师山本勘助的建议,由高坂昌信、马场信房、真田幸隆等率一万两千人的别动队夜袭妻女山,信玄本阵八千人则守候于山前的八幡原(“啄木鸟战术”)。然而,谦信可不是树中的虫。九月九日傍晚,在庆祝了重阳佳节后,谦信照例在山头遥望海津城,发现武田军的炊烟比平时浓密,从而预感到了武田的行动。九月十日天明,决战的时刻到来,原来意图守候伏击的武田本阵遭受了几乎上杉全军的突击。据《甲阳军鉴》载,当时有一位头缠白绢,只露出双眼的越后武士,骑马突入武田中军,挥刀直砍坐在折凳上指挥的信玄。信玄不及拔刀,只得以军配团扇抵挡。第一刀使团扇碎裂,后两刀砍伤信玄肘、肩部。信玄的近侍二十余人急来救主,原虎义挺枪刺伤越后武士的马屁股,马惊而载着武士逃去。虽然《上杉年谱》说这位武士是谦信的“影武士”(为迷惑敌人而使用的主将替身)荒川伊豆守,《北越军记》又说遭突袭的也是信玄的影武士,但民间依然传说这是谦信与信玄的单挑。岌岌可危中的武田本阵因别动队的及时来援而起死回生,后来丰臣秀吉评说道:“卯时至辰时上杉胜势,辰时至巳时武田胜势”。是役乃少见的恶战,双方均死伤惨重,战后信玄一直回避与谦信的正面对决。
三年后的第五次川中岛会战其实并未交锋,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武田与上杉在信浓的拉锯就这样结束了。信浓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没有统一的势力,自然成为武田扩张领地的突破口;而对于上杉来说,撇开道义上的原因,信浓也是越后联络关东的通道之一,更是保护越后安全的屏障。两雄的争夺在所难免。但是,正因为谦信与信玄棋逢对手,难解难分,二人把一生的过多时间耗费在信浓,错过了进取天下的大好时机,从而使织田信长的成功省了不少力。这也许是川中岛会战最大的意义。
关于谦信的战法之猛烈,后来在大坂战役中表现神勇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感状(对武士功绩的褒奖文书)的上杉家臣杉原常陆说:“我等追随谦信公时,历大战小战不计其数,其酷烈无可相比者;纵不期生还之恶战,亦未足得一感状。今之战犹如小儿投石打闹,仿佛赏花游山而得褒赏。”
永禄六年,北条氏康发兵五万进攻武藏松山城。谦信率军援救,未至,城已陷,遂移兵附近北条方的私市城。该城背依大湖,建于险要之地,难以卒拔。城的本丸临湖,筑得很高。谦信巡视时,见从本丸通往二丸的廊桥上张着竹帘,湖水中映出桥上站的一个穿素白单衣的人影。谦信三次见到这样的人影,推测本丸中拘有不少作为人质的妇孺,就先令柿崎景家带队猛攻正门。待城内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正门时,派人拆毁附近的民房,用柱子结成大筏投入本丸后的湖中,并故意发出很响的水声,佯装要从水路进攻。本丸的妇孺着实被吓了一跳,纷纷夺路逃向二丸。把守正门的兵将不明真相,见到本丸突然大乱,只道是城内有内应已占据了本丸,顿时无心再战,自杀的自杀,投降的投降。谦信遂拱手而取此坚城。可见谦信用兵之机略。
在关东反反复复的争纷又持续了好几年,各方都没有什么大进展。永禄十年,武田信玄开始把矛头转向昔日的盟友今川,而三国同盟的另一端北条则站到了今川一边。为了一起对付武田,北条氏康甚至与长年敌对的谦信和好并结成短暂的越相同盟。鉴于甲斐是内陆山国,而越后、骏河、相模都是沿海国,今川氏真建议三国共同停止向甲斐运盐作为制裁。提议得到了北条氏康的赞同,但谦信知道后却说:“断盐而使甲州的民众受苦,非有勇之人所为。胜负当在战场上分晓,敌国之民亦人众也,不可采取此等残忍手段。”遂命藏田五郎左卫门运盐往信浓深志的集市贩卖。
元龟二年,北条氏康死,武田信玄与北条氏政重新结好后,攻德川家康于三河,开始了他的进京作战。织田信长与谦信缔结了同盟,谦信出兵信浓长沼,遥相声援德川家康。时驻守信浓的武田胜赖部仅有八百余人,勉强前来迎战。谦信赞其勇,不欲以众克寡,竟引兵退去。次年四月,武田信玄突然病死于进京途中。死前曾嘱胜赖与谦信修好,并以为依托,由此可见其对谦信人格的肯定。谦信知信玄死,亦为之伤感,叹道:“吾国之弓箭将不利矣。”随即绝音曲三日,并遣使往海津城吊唁。有老臣进言趁机收复信浓,谦信以“乘人之危之举,不齿为之”,未予采纳。后武田胜赖违背信玄“死后三年不可出战”的遗言,强行出兵,在长筱惨败于织田、德川,元气大伤,越后诸将复请乘虚进攻武田,谦信以同样理由未准,至死不曾为难胜赖。
西征及晚年
信玄死后,谦信与信长虽然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但决裂已只是时间问题。信长消灭室町幕府之举使谦信认定信长是天下动乱的祸首,而被驱逐的将军足利义昭也请求谦信进京再兴足利家。从越后进京的道路是顺着北陆道,经越中、加贺、越前至近畿。为此,谦信的军锋首先指向了越中和能登。越中、能登原本都是守护畠山氏的领国,但能登的实权早已旁落入重臣游佐氏、温井氏、长氏、三宅氏等手中,形成所谓重臣合议体制。重臣之间明争暗斗,可是把畠山氏傀儡化却是一致的。永禄九年,欲夺回权力的畠山义续、义纲父子被群臣逐出了能登;继承守护职的畠山义庆还只是个娃娃,天正二年也不明不白地死于变乱;其弟义隆上台后两年就病死;群臣中势力最大的长纲连索性扶立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幼儿为主。能登实际上处于极度混乱的无主状态。至于越中,更早已是豪族与一向宗势力林立,其中不少以武田信玄为后盾。信玄进京的同时,谦信也曾出兵夺取了越中的大部分地区。
天正五年,谦信平定了越中最后的几个据点,并顺势扫平了能登除七尾城(名义上是畠山的居城)以外的所有地方。七尾城中群臣之首的长纲连与织田素有亲交,一面闭城坚守,一面遣其弟长连龙向信长求援。九月,正在围攻七尾城的谦信接到了探报,以柴田胜家为主帅的五万织田大军渡过加贺的手取川攻入能登。当时七尾城内已发生了传染病,许多士兵因而病死。十五日,倒向上杉方的游佐续光、温井景隆等发动叛乱,诛杀了长续连、长纲连父子及其一族,七尾城在困守四十余日后陷落。谦信随即率三万五千人马迎击织田军。织田军已在手取川前背水列阵,且人数占优,但闻知七尾城已陷,谦信亲自统兵前来时,竟畏其名而战意尽失,乘夜撤兵。谦信随后追击,恰逢手取川涨水,织田军难以渡回,登时混乱,在谦信的猛攻之下溃不成军。战后留在岸边的织田军尸体有千余具,另外数倍于此的人淹死在河里或被河水冲走。织田与上杉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以惨败告终。因为北条在关东有所动作,得胜后的谦信没有乘势进兵,而是退回了越后。
翌年正月,谦信下达了关东征讨的总动员令(一说待越后积雪溶化后进京与信长决战)。然而,谦信的生命也正随着越后的积雪一起渐渐消逝。即将出阵前的三月九日,谦信突然昏倒于厕所,并失去知觉。谦信是战国有名的酒豪,甚至骑在马上也不忘饮酒(由此需要出现了专用的“马上杯”),因饮酒过量而造成脑溢血。四天后的三月十三日,一代名将与世长辞,行年仅49岁。相传留有辞世歌“一期荣华一杯酒,四十九年一睡间;生不知死亦不知,岁月只是如梦中”,法号为“不识院殿真光谦信”。谦信死后由上杉景胜继承上杉家。
谦信信奉佛教,曾经因为信仰打算往高野山出家,引起了家内的纷争。特别信奉佛教的战神:毗沙门天,自诩为毗沙门天的化身,高举“毗”战旗进行圣战。由于崇尚“义”,其行为在战国乱世显得很特别。
在诸多战国武将中,上杉谦信无疑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几百年来,谦信一直受到人们的爱戴。他的魅力,不单在其天才的军事指挥力(这一点游戏中充分肯定),更多的来自于他的人格(可惜这一点游戏中表现不足,也无法表现)。其行事作风与战国乱世格格不入,有时甚至略显迂腐而为人所乘。但谦信始终保持个人本色,并成为乱世中的强者,绝不是一句“难能可贵”所能涵盖的。
战国武将中钦佩谦信的大有人在。除了武田信玄,另一个老对手北条氏康也同样敬重谦信。氏康在元龟元年把第七子氏秀送给谦信做人质时,曾对长子氏政说:“晴信、信长之辈,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不足以托赖。然而辉虎殿下不同,受人之请,必忠人之事。我死后,诸国中你可以依靠的,舍此无人。”可惜后来氏政未从此言。关东诸侯中直至最后都追随谦信的太田资正,在谦信死后评说:“谦信公之人品,八分乃贤者,二分为恶人。恣纵怒气,行事怪异,是为其‘恶’;除此而外,勇猛而无欲,清静而无邪,廉直而无私,明敏好察,慈惠待下,喜闻人谏等,是为其‘善’。虽有微瑕,不足掩其辉,实乃绝世罕有之良将。”
日本史学界的权威坂本太郎在其著作《日本史概说》中评价谦信说:“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诸国武将中间,上杉谦信以尊神佛、重人伦、尚气节、好学问的高节之士见称,令人感到不愧是混乱中的一股清新气息。”
可谓是非常精辟的总结。
谦信是身高六尺的伟男子,作为武将的另一面,也是热心的学徒。常请儒者山崎专柳斋秀仙解说四书五经;也学习老庄学说;请书道大家、安国寺的名僧建松缮写《孟子》,等等。天文二十一年进京时,更是与京都的名僧、文人广泛交游。谦信先拜访关白一条兼冬、右大臣西园寺公朝,求教歌道的秘诀;又向大纳言公光质疑《源氏物语》、《伊势物语》中的不解之处。将军足利义辉也和谦信交流和歌。
围攻能登七尾城时,谦信尝咏汉诗一首:“霜满军营秋气清,数行过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乡忆远征。”在孤寂的军营看着能登(“能州”)的山景,想到与它相连的越后群山,不禁激起了思乡之浮想。情景交融,感人肺腑,体现了长年征战在外之人对朴素、自然的本心的渴望。从中也可以看出谦信在诗歌上的造诣。
受母亲虎御前的影响,谦信自幼崇信神佛,终生不近女色。参谒高野山金刚峰寺而从阿阇梨清胤学密宗佛教;天文二十二年受戒于紫野大德寺,得法号“宗心”;元龟元年在春日山城脚下的林泉寺祈祷平定越中,得该寺高僧宗谦的一字而改法号“谦信”。天台宗座主营建大讲堂时,谦信捐黄金200枚。其后还进献宝刀、马、砂金给净土真宗的本愿寺证如上人。本愿寺遭信长攻打时,谦信每每输送兵员、物资援救之。天正二年十二月剃发而为密宗法印大和尚,天正四年正月任阿阇梨权大僧都。
由于上杉谦信没有诞下任何儿女,加上他收了三名养子,而且他没有与正室发生性行为。被部份人怀疑他是女性,此事在日本引起了一番的争论,到现时谜题仍然还未解开,但一般来说相信谦信为男性。
谦信非常喜欢喝酒,甚至被人称为酒豪,他的死因可能因为喝酒过多而死。加上辞世诗句有提及“酒字”,所以一般认为谦信为好酒之人。
一般而言,谦信的内政能力比较弱,实际上他在领内实行精密的统制,谦信死后,仍然拥有大量军资金,以维持军略。
谦信的汉语造诣极高,且雅好诗文、琴曲,有大量汉诗流传于世,因此被认为是文武兼优的名将。攻陷能登国七尾城著有七言绝句:
“霜满兵营秋气清,数行过雁夜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乡怀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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