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美國

冷战时期美国曾计划在月球上搞核爆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在距今约三万五千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的高峰期,全世界许多的水都被锁在广大的大陆冰被内,宽达一千五百公里的陆桥连接了亚洲与北美洲。一万两千年前,人类已在西半球的许多地方居住。

1952年,美国在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西北端的埃尼威托克环礁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

晚清士人在最初接触美国历史知识时,就曾涉及早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了美国立国的历史;徐继畬在所著《瀛环志略》中,则对乔治·华盛顿和美国建国史做了一些介绍。到20世纪初年,美国革命、华盛顿和《美国宪法》的名称以及相关史事,不时出现在中国改革派和革命家的政论时评当中。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0、43——72页。但是,关于美国早期史的学术性探讨,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从20世纪初到1978年的3/4世纪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处在草创时期,美国史也不例外。除了一般通史性著作中涉及美国早期的史事以外,专门的早期史著述可谓凤毛麟角。1978年以前中国学者撰写的美国早期史著作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胡伯恳《美国独立》(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郭圣铭《美国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73、1984年版)等;专题论文仅有几篇论述早期奴隶制、独立战争和“谢斯起义”的文章。

第一批美洲人从亚洲跨越陆桥,到达一般认为的阿拉斯加,一待就是数千年。他们接著往南到现在的美国。他们定居在西北的太平洋沿岸、西南的山区与沙漠及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沿岸。

核心提示: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充分地展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

197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早期史领域的专著寥寥可数,但论文的数量已然相当可观,涉及的课题逐渐增多,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与此同时,未来早期史研究的重点和走向,也变得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这些早期的居民称为霍霍卡母、阿戴南斯、霍皮威利安斯(Hopewellians)及阿那萨其。他们建立村落种植农作物,有的建起金字塔、鸟或蛇形的土堆。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型态是以宗族为中心的群体生活。自然元素在他们的精神信仰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传承是以口语为主,不过有些部族发展出象形文字,将一些文字记载保存下来。证据显示,这些部族间有许多的贸易往来,部分则处在敌对状态。

实际上,美国人在登月10年前就曾将月球当作展示实力的广告平台,只是他们当时盘算的是在月球上搞核爆。

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这些早先的住民随著时间逐渐消失,为现在所知的一些北美原住民所取代,其中包括霍皮族与祖尼族。当欧洲人抵达现在的美国时,已有约两百万名、或更多的原住民在美国居住。

苏联技术领先美国拟在月球上搞核爆

这里所说的美国早期史,是指1815年以前的美国史。这里的“美国”换成英文应当是“America”,而不是“TheUnitedStates”。它不是一个国名,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比“合众国”要宽泛和模糊;殖民地时期没有“合众国”,但仍是“美国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合众国史”的背景或前奏。在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的世界史教学中,美国早期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的世界史教科书,通常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的历史。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美国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所占篇幅为44页,而此后直到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分散在各章,合起来所占篇幅为20页左右。但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早期史却并不受重视。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包括研究生在内,可能不到20人。在国内的研究者中间似乎存在一种未曾明言的看法,觉得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只是美国建国的背景,而建国初期的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蕞尔小国”;研究美国史,应当以内战后、特别是20世纪已然强大的美国为重点。也许是由于相似的原因,在内战以来的美国史中,外交史又格外受青睐,研究人员和研究论著的数目,几乎相当于美国史其他所有领域。在1989——2000年间,发表过美国史文章的作者有585人;而同期发表过美国外交史文章的作者,就接近400人。见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比较不同时期性质相近的专题的文献数量,同样可以说明早期史相对不受重视的状况。在1979——2007年的中文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华盛顿之名的文章有77篇,含有杰斐逊之名的文章有71篇;而含有林肯之名的文章有186篇,含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名的文章更多达366篇。在同期的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独立战争”(或“美国革命”)字样的文章,只有108篇,而含有“内战”(或“南北战争”)字样的文章,则达到170篇。据2007年3月26日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其中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另,本文所引中文论文,除出自论文集的以外,均系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下载,以下不一一注明。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早期史成了某种“思想偏见”和“学术势利眼”的受害者。

第一批抵达北美的欧洲人是北欧人,至少就现有的证据而言。他们从格陵兰往西走,约莫西元985年,红发艾瑞克(Erik
the
Red)就在格陵兰建立起屯垦地。一般认为,其子列福于西元1001年探索了现在加拿大的东北部。当时的北欧房舍遗迹已在纽芬兰北部的兰塞奥兹牧草地(L’Anse
aux Meadows)被发现。

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是两国在各领域进行的全方位竞争,这种竞争在军事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美国先是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取得领先,但苏联在1949年迎头赶上。此后,苏联在航天领域一直力压美国,让华盛顿的战略决策者饱受压力。

其实,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并不晚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老一代学者对此无疑有开拓之功。黄绍湘教授、丁则民教授、张友伦教授等前辈学者,都曾发表过美国早期史方面的论著。特别是黄绍湘教授在1957年推出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黄绍湘教授后来对该书做了修订和扩充,更名为《美国史纲,1492——1823》,于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叙述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直至“门罗宣言”发表约300余年的美国历史,内容涉及“北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早期共和国时期。作者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线索”来构筑美国早期史的框架,对1823年以前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趋势作了叙述和评论;重视“人民群众”在早期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独立和革命、争取民主的最坚定力量,同时对建国一代领导人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作者参考了早期史各个领域的多种代表性著作,并利用了若干种基本史料集和历史人物文集;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这可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书中附有历史图片、地图、大事年表、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和索引,便于读者阅读,而这种优点正是后来许多学术书籍所缺乏的。

将近500年后,才有其他欧洲人抵达北美,又再过了100年,才有永久性的屯垦地出现。第一批前来的探险家,是在寻找通往亚洲的航道。后来才到的人主要来自英国、荷兰、法国及西班牙,他们前来获取他们所称“新世界”的土地与财富。

1957年10月,苏联率先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
“斯普特尼克1号”送上太空轨道,这让美国人感到颜面无光。随后,他们奋起直追,但他们追赶苏联的脚步却处处慢半拍。经过多次试验,美国人终于在1958年1月将自己的首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送上太空,两国暂时1∶1打成平手。不过,美国卫星的重量要远逊于苏联人的卫星。
1959年,苏联人又发射了月球探测器,这让对手更加焦急。直到1962年,美国人才交上同样的答卷。

在老一代学者中,专门研究早期史的有刘祚昌教授和齐文颖教授。刘祚昌教授是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一部160页的美国独立战争史;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探险家是来自热诺亚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他的航程由西班牙女王依莎贝拉资助。1492年,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的岛屿登陆,却从未见过后来成为美国的新大陆。5年后,威尼斯的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为了执行一项英国国王委托的任务,来到此地。他的航程虽然很快被遗忘,却为英国奠下进取北美的基础。

就这样,在好几年里,美国人总是追不上苏联人的脚步,这促使其政府埋头苦思,寻求打破这种局面的方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在月球上搞核爆的计划浮上水面。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更是集中研究美国早期史,在关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奴隶制的起源、美国革命和杰斐逊的研究方面建树甚多。代表性的论文有:《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4期;《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4、5期;《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论北美殖民地政治结构中的民主因素》,《文史哲》,1987年第3、4期;《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革命的成就和影响的论述,挑战了美国学者50、60年代的观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关于托马斯·杰斐逊民主思想的论述,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他于1990年出版《杰斐逊传》,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500年代是西班牙在美洲探险的全盛期。璜‧朋斯‧雷奥(Juan Ponce de
León)于1513年在现今的佛罗里达州登陆,1539年,赫南多‧索托(Hernando de
Soto)先到佛罗里达,再深入密西西比河探险,1540年,法兰西斯科‧科罗纳度(Francisco
Vázquez de Coronado)
从1522年被西班牙征服的墨西哥往北走,想要寻找传说中的西伯拉七城市(Seven
Cities of Cibola),最后虽然没有结果,足迹却遍及亚历桑纳的大峡谷(Grand
Canyon)及大平原(Great Plains)。

该计划由美国空军率先提出,其主要内容是用战略导弹将一颗核弹头发射至月球,让其在月球表面爆炸。先不论该计划可行性如何,单就其内容来说,这很明显是一个“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是一个急于证明美国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并不逊色甚至强于苏联的计划。尽管如此,这个计划还是受到重视,美国政府很快便组织一批科学家论证这一计划的可行性。

2005年又推出了长达百万余字的《杰斐逊全传》。刘祚昌:《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2005年。后者是目前国内最有分量的美国早期史著作。这部巨著不仅体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力,而且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史的独到认识。他在研究和写作中着力追求外国史研究的“本土化”:一方面比照中国历史人物和传统价值观念来诠释杰斐逊的思想和人格,同时在表述中采用古雅流畅的文字,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对于这种尝试,美国史同仁可能会见仁见智,但他这种探索外国史研究“本土化”的良苦用心,无疑是令人感佩的。

当西班牙人从南往北推进时,现今美国的北部区域正逐渐被其他欧洲探险家所深入,这些探险家包括吉奥凡尼‧维拉萨诺(Giovanni
da Verrazano)、贾奎‧卡蒂埃 (Jacques
Cartier)以及成为美洲大陆名字由来的亚美利哥‧维斯浦奇(Amerigo
Vespucci)。

高空核试验尽显实力和震撼力

齐文颖教授不仅在殖民地时期教育史和美国革命史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而且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美国早期史硕士点,为国内早期史研究人员的培养开启了先河。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指导了10余名早期史研究生,其中一些人后来到美国深造,在学术上有了新的发展。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涉及的问题包括: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北美的“光荣革命”、殖民地的“代役租”、殖民地时期的妇女、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英国“文艺复兴”与北美殖民地移民等。这些论文的缩写或从中派生的论文,大多收入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这些问题都属于美国建国以前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在中国以往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中,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仅仅被视为美国革命的背景。她倡导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就是要突破这种“旧框架”。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前言”第1页。同时,她在北大进行了以早期史为重点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与外国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先后邀请美国和英国的早期史名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Handlin)、斯坦利·卡茨(StanleyN.Katz)、迈克尔•坎曼(MichaelG.Kammen)、玛丽·诺顿(MaryBethNorton)、J.R.波尔到北大讲学;她主持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至今仍然在研究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第一个由欧洲人建立的永久屯垦地是于1500年代中期,由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建立。然而,该殖民地却在美国这个新国家的成立过程,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真正牵扯其中的是一些在更北方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像是维吉尼亚、马萨诸塞、纽约和其他10个地方,那里有著愈来愈多来自欧洲的移民。

20世纪50年代,美苏均已掌握了核武器,于是两国便开始在核试验上较劲,直至一同将试验场所搬到高空。这场“高空核试验竞赛”始于美国在1958年实施的“阿尔戈斯计划”。当时,一支由9艘军舰组成的美军舰队在绝密状态下进行了X——17A导弹试射。这枚当量为1700吨TNT的核弹在南大西洋上空161公里处引爆。之后,美国又两次用这种方式将核弹送上高空引爆。据悉,这种核试验方式的成功让美国军方十分自豪。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可视为一个真正起步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涉猎早期史的作者增多,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列篇目统计(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多数论文属于政治史领域,涉及美国早期的主要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建国先辈等,具体包括早期奴隶制、“契约奴”、清教、议会制度、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托马斯·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等。1990年以来,早期史研究的领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前述重要的事件、制度和人物,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美国革命、联邦宪法、1812年战争和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和潘恩等人物。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论文数量显著增加,17年间的论文总数达到310篇左右,据2007年3月25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以10年平均计算,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10年;第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探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具体,使用的原始文献有所增加;第三,观点和解释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教条化的独断论语式开始淡出早期史的写作。这表明,虽然专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些可喜的变化。

地方冲突

美国在1958年一共搞了4次此类试验,此后暂停了4年。到了1962年,美国又继续进行相关试验。在解释为什么要恢复高空核试验时,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说:“我们正在雷达上花费大量金钱来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以发展反导系统,但我们不能确定核爆炸会让多少设备停止工作而成为废品。”肯尼迪的表态清楚地表明了美国进行高空核试验的目的。

在讨论美国早期史上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学者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取向。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但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词句,往往作为直接引语出现在许多文章中,甚至是作为论据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转化为一种方法和分析工具,或者内化为建构解释框架的一种要素。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运用当时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梳理了美国早期历史的脉络,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来解释早期史上各种事件和制度的性质与意义。例如,独立战争被视为“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要求建立适合当时蓬勃发展着的生产力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早期史中也经常得到运用。例如,美国北部的工商业者被称作“资产阶级”;美国革命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所建立的政体,被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冲突,被视为“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试图用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来解释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认为战争必然经历“武装起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四个阶段;美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致。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8页。由于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理论,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普通民众、黑人和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刘祚昌:《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1月号,第25——31页。

1850年,美国是个延伸在两大洋之间的广大国家。地区与地区间出现地理、自然资源及发展上的广泛差异。

据介绍,在一次美国的高空核试验中,爆炸形成的火球以及明亮的红色球形波造成高频无线电通讯和雷达通讯中断,爆点500多公里外的兔子视网膜竟被烧伤。当这枚核弹爆炸时,在夏威夷地平线上空可见一道锐利明亮的闪光。
1963年8月5日,美、苏、英在莫斯科签订三国大气层核禁试条约之前,美国一共进行了15次高空核试验,苏联进行了10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尝试吸收和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概念,对早期史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尝试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分析邦联国会的运作及其意义,力图说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充分肯定了邦联作为美国最初国家形态的地位。雷芳:《邦联国会与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有的学者试图借助政治文化的概念来研究早期政治思想,以突破片面关注精英文本的局限,将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和见解,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还有学者利用社会学和宗教学的理论,并从“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北美奴隶制和黑人文化的变迁。高春常:《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宗教:一种文化混合体》,提交2006年8月“从国际视野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然,这类尝试大体上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由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够发达,中国学者所能借助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欧美学术界;如何借助外来的理论资源而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

新英格兰和濒临大西洋中部各州是主要的金融、商业与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产品有纺织品及成衣及木材与机械,海上贸易也兴盛。南方各州则以农产品为主,产品有烟叶、糖、棉花与奴工。中西部各州也以农业为主,小麦和肉制品出自非奴隶的自由男女劳工。

美苏在高空核试验领域的竞争,凸显了两国竞争之激烈。而1958年那次高空核试验所造成的瑰丽景色则启发了美国空军:如果在月球上也出现这么明亮的闪光,并让半个地球的人们都看到它,那么美国雄厚的军事科技实力一定可以得到充分展现。即使不出现瑰丽的闪光,只是像在地球上那样形成蘑菇云,那也足够让人震撼。就这样,美国空军提出了月球核爆的设想。

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资料的缺乏曾经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资料积累严重不足,早期史领域的资料尤其匮乏。因此,多数学者在写作时主要依靠从美国和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摘引史料。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道:“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殖民地时代的经验》一书,对殖民地时期政治、战争、宗教、科学、出版、语言风格、医药、艺术各方面的情况如数家珍,在我们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历史时,这些具体史料,还得参考、择优选用。”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页。以严格的标准来看,布尔斯廷的这部书属于通论性著述,转引其中的史料须极为慎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看到布尔斯廷著作的原文,乃是一件令不少研究者羡慕的事。在研究美国宪法的制定时,能够使用麦迪逊的《1787年联邦会议辩论记录》和海因曼等人编辑的《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集》,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美国建国先辈的个人文件集,在国内一些图书馆能够找到,但大多不完整。另外,由于条件的限制,当年许多研究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美国史研究训练,对于利用原始文献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解读史料的技能也存在局限,因而有些国内能够获取的第一手文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1819年,密苏里申请为州,北方人拒绝,因为该地有一万名奴隶。肯塔基国会议员亨利‧克雷(Henry
Clay)提出一项折衷办法:密苏里将加入美国且继续允许蓄奴,缅因则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

不顾核污染美军方论证炸月行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获取美国早期史资料的渠道逐渐拓展,美国史文献资料的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利用史料的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刘祚昌教授关于杰斐逊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多种版本的杰斐逊文件集和著作集;研究汉密尔顿的文章,大多引用了汉密尔顿的文件集和著作集。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各高校数字化资料建设的进展,借助网络获取早期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便捷,这对于提升研究水平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近年来,南开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连续开通了里德克斯公司的“美利坚档案”系列数据库、盖尔公司的“18世纪文献”数据库和“早期英文图书”数据库;加上“JSTOR”“EBSCO”“ProQuest”系列数据库,以及大量免费数字化文献网站,当前研究者可以大为方便地利用各种史料,并掌握相关的研究信息。最近,一个研究约翰•温斯罗普的博士生,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温斯罗普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和一些村镇的档案汇编;一个研究邦联国会的博士生,从网上获得了全套《邦联国会日志》和全套《邦联国会成员通信集》。她们都没有获得到美国做研究的机会,但在资料工作上达到了这种程度,这在数年以前乃是无法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早期史和外交史一样,已成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中资料条件最好的领域,其发展潜力确实是鼓舞人心的。

密苏里协定(Missouri
Compromise)后数10年,各区域对于此问题的立场渐趋强硬。北方废除奴隶制度的呼声不断增强。在南方,同样大声的是白人至上的观念及维持经济现状的呼吁。虽然数以千计的奴隶经由有地下铁路之称的秘密路线逃到北方,在1860年人口普查中,蓄奴州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为奴隶。

据曾参与
“月球核爆项目可行性论证”的美国科学家瑞菲尔介绍,美国空军最初计划在月球引爆一枚氢弹,但是氢弹太重,当时的弹道导弹尚无力将这么重的弹头送至38.4万公里外的月球上。这样一来,美国空军就决定还是用原子弹。经过讨论,决定用与轰炸广岛时一样大小的原子弹。

大部分北方人不愿质疑南方的蓄奴制度,但许多人反对将该制度扩大到西部领土。南方人也同样相信,西部地区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来自伊利诺伊伊伊伊州的年经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认为这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问题。“分裂的房子无法久站,”他说,“我认为这个政府无法一直忍受蓄奴与自由各半的状况,我不希望看见国家分裂…但是我确实期待国家停止分裂。”

瑞菲尔称,这项核试验足够惊世骇俗,它计划将那枚原子弹安装在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上,然后将其对准月球发射出去,让它在月球表面爆炸。参与论证工作的科学家们被分成数个小组,瑞菲尔所在的小组专门研究此次核试验的视觉效果、将给科学研究带来怎样的突破以及爆炸会如何影响月球表面。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美国早期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梳理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能较具体地看出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路径,了解其进展与欠缺,并可从中洞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将要提到的种种不足与局限,主要是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研究条件的制约所造成的,我们对此要抱一种“了解之同情”。

1860年,共和党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政见是反对蓄奴制度。在4位候选人中,他仅得39%的普选选票,却赢得大部份的选举人团票。选举人团是在普选后直接选举总统的公民团体。

1958年,美国空军的几名高官找到瑞菲尔并向他阐述了这一计划。一开始,这计划遭到瑞菲尔的反对。瑞菲尔表示,破坏月球洁净的环境将付出巨大代价。但美国空军当时只对试验的技术问题负责,他们认为这一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至于环境后果,军方不予考虑。当时,美军弹道导弹有能力击中月球,准确度在3公里范围内。最终,在美国军方的命令下,瑞菲尔无奈地参加论证工作。

美国历史的开端,曾是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一般的美国史教科书,都会用一定的篇幅叙述欧洲移民达到以前印第安人的分布及其社会状况。但是,土著居民的历史与美国历史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背景,还是美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致在美国史学界有人明确提出以不同文化交汇作为美国历史起源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曾认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一次美国史研讨会上,中国学者讨论了如何看待北美殖民地建立以前的印第安人历史这一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美国历史的上端是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相连的,因而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能算作美国历史的开端;另一种意见认为,印第安人的历史应当作为美国的古代史,而殖民地建立以后的历史,只能算作美国的“近代史”。黄绍湘教授为此专门撰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她认为,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人口的人种和血统联系、美国文化的渊源等各个方面来看,“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与美国历史的关系都不密切,因此,美国历史的开端只能以殖民地的建立为标志,而此前印第安人的历史属于“世界古代史”,而不能视为美国的古代史。黄绍湘:《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133——140页。这一论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主流看法,而一般的教科书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来处理印第安人的历史:叙述和介绍殖民地建立以前印第安人的状况,以作为殖民地建立的背景;在考察“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文明”的形成时,通常不把土著居民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数十年来一直在蓄势待发的风暴即将爆发。南部各州扬言如果林肯当选就要退出联邦,分离行动在他宣誓就职之前就已开始。美国是否仍能团结在一起,端看这位新总统的努力。

由于风险和代价太高美最终取消核爆计划

不过,如果仅仅把印第安人的存在作为欧洲裔居民经历的背景来处理,就容易过滤掉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对早期土著居民的历史、早期黑人的历史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进一步探明了美国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复杂性。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科林·卡洛威(ColinCalloway)、菲利普·摩根(PhillipMorgan)、阿伦·泰勒(AllanTaylor)等人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重视。这类研究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印第安人历史与美国历史开端的关系,是一种有益的参照。

论证工作代号为“A119计划”。瑞菲尔透露,这明显是一场用来炫耀的核试验。虽然美国当时在太空竞赛中落后于苏联,但他们想用这种方式制造出一个让半个地球的人都看得到的大蘑菇云,以显示美国的实力并不逊色。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乃是中国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这个判断的依据来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以求实精神为主的民族性格和资产阶级民族文化)。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157——179页。至于具体的形成时间,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美利坚民族”在反印花税法时期就已经形成,因此,独立战争就很自然地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一场“殖民地反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革命”。同上,第214、280——281页。另一种看法是,“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始于殖民地的建立,经历渐进时期、急进时期和跃进时期,而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则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标志。颉普:《关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32——41页。这种认为“美利坚民族”形成于独立战争以前的观点,后来受到了质疑。有的文章从经济角度考察“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认为在独立战争以前,“美利坚民族”并不是一个“既存事实”,而只是处在正在形成的趋势当中,这个过程直到“南北战争之前”或经过“南北战争”才完成。盛浩:《北美经济的发展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2期,第37——40页;熊锡元:《试论美利坚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8年第6期,第56——63页。还有的文章提出,不仅独立战争前没有形成“美利坚民族”,独立以后直到1812年战争时期,美国人还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意识”;“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精神”直到重建时期才形成。张小兵、张彬:《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72页。还有论者质疑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及其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论述,梳理了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并以“民族自我意识”为主要指标,把“美利坚民族”的“雏形”形成的时间确定为18世纪60、70年代。黄兆群:《美利坚民族形成刍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5——39页;《也谈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28——36页。

在芝加哥某空军基地,这项研究在封闭状态下紧急进行着,除了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等多领域的专家也都参与这项研究。美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科普工作者卡尔·萨甘就是其中一员。他的任务包括,探索可否通过爆炸来判断月球上存在有机分子。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昂瑞克·弗米也参与其中,据称他在此项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这些讨论,基本上停留于理论思辨的层面,而缺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多数文章的论述策略是,首先确立“民族”的某些标志,然后从历史教科书中选取与这些标志相吻合的事例,最后提出一个结论。这种论述方式类似理论性和概念性的论辩,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相去甚远。此外,多数论者没有考虑民族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对美国早期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缺乏透彻的了解,尤其是几乎无人涉猎有关“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具体问题:“美利坚人”在早期的具体含义及其变化,种族和文化交汇对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影响,英格兰人对于“美利坚人”的认知及其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系,冠以“美利坚”名称的社团的主旨和活动对于“美利坚人”形成的意义,等等。在所有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讨论中,只有张涛的《英法对北美整体性的认可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一文(《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带有实证研究的性质。在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不难理解;但长期停留于这个层次,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了。

从一支庞大的工作队伍可看出这一试验的复杂性,而专门针对爆炸的视觉效果进行研究更是说明了美国这项试验的目的。然而,经过长时间论证,专家们的结论却让美国政府颇为失望。论证结果是:试验风险过大,宜谨慎进行。

现在看来,所谓“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是一个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的“非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会如此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呢?其中可能牵涉到这样一个因素:“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同独立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有着直接的关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普遍将独立战争视为“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战争”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51页。或“殖民地解放战争”,“属于殖民地革命的类型”。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4页。如果在独立战争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美利坚民族”,这种立论显然就难以成立。中国学者通常用亚、非殖民地与欧洲列强的关系模式,来看待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居民称作“母国”)的关系,认定是英国的“殖民压迫”导致了殖民地的反抗。刘祚昌:《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一月号,第25——31页。他们对于“帝国学派”的观点,一般是持批评态度的。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49——51页。而且,他们相信,正是反对“殖民压迫”的“正义性”,决定了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最终必然“以弱胜强”。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51页。

瑞菲尔介绍,经过长时间验证,专家们得出结论,向月球发射核弹头,除了能在其表面炸出一个大坑外,其他效果恐怕都很难达到。按照论证,爆炸确实可以形成烟尘,但由于月球上并没有像地球一样的大气层,烟尘将向四面八方扩散,无法形成在地球上看到的巨大蘑菇云。

显然,这种立论方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属北美殖民地乃是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居住的海外领地,它的独立显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独立宣言》诉诸的逻辑,乃是政治共同体内部人民反抗不公正统治的权利,而不是反殖民主义或民族解放的思想意识。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陆续有人撰文对独立战争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有一篇文章从民族意识形成的角度,否认了独立战争是“民族独立战争”的说法。张小兵、张彬:《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9页。还有文章从殖民地的性质、殖民地居民的法律地位、英国殖民地政策的后果、“新殖民地政策”及其反响、殖民地独立的内在逻辑等问题着眼,提出了独立战争并没有反殖民主义的思想特征,也不是“民族解放战争”,而只是英帝国内部的政治分离运动。李剑鸣:《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此外,瑞菲尔所在的小组还论证了在太阳光照射和没有太阳光照射两种情况下,核爆将形成的视觉效果,并认为在月球的阴暗面进行核爆的视觉效果最好,若在有阳光的一面或其边缘进行核爆,效果将大打折扣。除了视觉效果,专家们还从其他角度对试验进行详细论证。经过一年多的论证,专家们认为,相比其他可用来证明美国军事和科技实力的方法来说,向月球发射核武器的风险和代价都太高了。

中国学者对于美国早期“民主”也颇为关注。多数学者相信,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中存在若干“民主”的因素,清教思想中包含着“民主”的因子,议会制度乃是“民主”的体现;在美国革命中,由于“人民群众”和“民主派”的斗争,“民主化”得到进一步推进,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美国革命通常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期间,存在一场“美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787年宪法制定。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48页。“民主”被视为美国革命的主导性诉求,“民主”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美国革命的各个层面。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提到,《独立宣言》“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则”,是“人民民主主权的宣言书”。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219页。刘祚昌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撰文,批评罗伯特·布朗等“新保守派”史家的观点,认为美国革命不仅赢得了独立,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民主成果”;而这些“民主”成果的取得,乃是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力量,可以分成“民主派”(代表农民、边疆拓荒者、工匠、工人、小店主以及黑人的利益)和“保守派”(主要由富商、大种植场主、收入丰厚的律师、圣公会及公理会的牧师组成),而争取“民主”的斗争,就是两派之间的较量。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16——22页。

美国政府权衡利弊之后,最终决定取消这一计划。就这样,月亮逃过了一劫。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关于美国早期“民主”的讨论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宽泛地使用“民主”一词,把“民主”作为涉及“人民”的一切事物的总称。例如,1787年宪法中的分权机制,被理解为体现了“民主政府的原则”;罗荣渠:《美洲史论》,第39页。宪法没有包含“权利法案”,被说成是“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67页。早期政治人物批评“民主”的言论,往往被当成一般意义上的“反民主”观点;而共和党和联邦党的冲突,则被理解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74——384页。第二,用当前的民主概念看待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主”,或者把美国民主视为一种从诞生到现在并未发生多少变化的事物。研究者一般采用当前流行的某种“民主”的定义,来观察殖民地和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若发现其中有与之相合者,就确定为“民主因素”或“民主雏形”。正是基于这种方式,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的召开,被解释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轫”;同上,第87页。而革命者没有做到当前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事情,即被判定为革命的“局限性”。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7——40页。

如今,许多冷战时期的文件都已公开了,但有关“A119计划”的材料却一直被封存。天文学家萨甘1996年去世后,该计划逐步为人所知,但也只是部分披露。据瑞菲尔透露,从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他们一共交了8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但它们在1987年被全部销毁。

国内外学者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美国早期“民主”问题可能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缺乏历史主义意识,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理解史料,就会对它做出简单化的处理。以杰斐逊为例,他通常被称作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所推动的废除长子继承制、实现宗教自由的措施,被视为“民主改革”。刘祚昌:《杰斐逊与弗吉尼亚社会的民主改造》,《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19——29页。但实际上他所推崇的不过是“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的统治,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精英政治观,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杰斐逊长期未从正面意义来使用“民主”或“民主派”等词汇,他后来被塑造成“民主”的倡导者,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早期民主观念的转变,同时也与杰斐逊本人晚年改变了对民主的态度有关。又如,美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分权与制衡、文官控制军队等原则,被笼统地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李巍:《略论美国宪法的形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45页。其实,这些原则的起源和形成,非但与民主无关,而且大多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他们本是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产物,后来之所以成了美国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与革命期间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和重新建构有直接的关系,也离不开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政治的非精英化趋势的发展。如果不考虑美国历史上民主概念的演变和政治生活的变化,不假思索地用当前的观念反观历史中的某些因素,就会导致“非历史”的看法。

1787年制宪会议和美国早期宪政,也是中国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最初的论著大多集中于讨论美国宪法的性质和制宪者的动机。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期,中国学者用“进步”、“反动”、“资产阶级”、“统治工具”一类概念范畴,来看待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费城制宪会议和1787年宪法的生效,一般没有包括在美国革命的范畴之内,而被视为是对革命的反动或倒退。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制宪会议“由资产阶级反动派所把持”,宪法肯定和保护奴隶制,而且条文中包含不少“关于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规定”;因此,“美国宪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强化国家机器以保障他们的权益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已”,是“实现两大剥削阶级——北部的商人和南部的奴隶主的意志的法律,它的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和警卫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剥削制”。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16、318——320、321页。近30年以后,黄绍湘教授仍持大致相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宪法在本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专政、巩固雇佣劳动制、保障剥削者有剥削与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的工具”。见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第389页。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年,萨师炯先生发表文章讨论美国宪法,认为它是对“包含有某些民主内容”的《独立宣言》的“否定”;其制定程序不民主,甚至也不合法;其最大缺陷是“没有包括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却反而保护奴隶制;所谓分权与制衡只是虚伪的装饰,是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分工与牵制。萨师炯:《从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发展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69——108页。这种看法在1978年以后仍然长期流行。有的文章虽然肯定美国宪法的“进步性”,但仍然强调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宋子海:《简评1787年美国宪法》,《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徐玮:《略论1787年美国宪法》,《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政治改革诉求的强化,史学界关于美国制宪史的看法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撰文,认为美国宪法是“反人民的宪法”,其制定是“保守派对民主力量的反扑”。刘祚昌:《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48页。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1787年宪法是美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成就”,并称之为“保守派的业绩”;它虽然体现了“保守派”的要求和主张,但同样包含了“大量的民主要素”,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0、33——36页。在纪念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时,罗荣渠教授撰文,对美国宪法做了热情洋溢的褒扬,说它“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提供了第一份政治现代化的草图”。罗荣渠:《美洲史论》,第41页。

2001年,有一篇文章虽然采用阶级范畴来看待美国宪法的性质,但提出了一种与以往略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宪法虽然是“有产者”制定的,但它不仅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有利于“一般群众的利益”。杜明才:《论美国宪法制定之政治动因》,《襄樊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62页。

2004年,有一篇综合评述美国制宪史的文章,则完全脱离了原来那种阶级分析的路径,而从社会政治和宪政理念的演变着眼,来考察美国宪法的形成及其渊源。任东来:《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这种评价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表明中国学者力图超越各种限制,从学术的要求出发来认识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

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美国宪法的研究,大体上停留在一般性评论的层次上。论者比较关注推动制宪的一般性因素,比较集中地讨论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在制宪中的作用和对宪法的态度。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刘祚昌:《杰斐逊与美国宪法》,《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司美丽:《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关于制宪时期复杂的政治思想和利益诉求的分歧,则缺少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显然,简单化的阶级分析和浮泛的议论方式,限制了对美国宪法形成的复杂性及其真正意义的认识。改变这种研究方式,既是中国政治状况变化的结果,也是学术性研究本身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宪的具体过程和批准宪法的斗争,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立场分歧和政治交锋,革命期间各州立宪运动与联邦宪法的关系,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思想特征,美国宪法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联系,“权利法案”及其思想渊源,都成了研究的题材。侯学华:《1787年《联邦宪法》批准程序的辩论及其意义》,《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褚乐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关于宪法批准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万绍红:《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解读》,《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任东来:《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杨树扬:《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述论》,《惠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赵夙岚:《关于美国‘权利法案’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所利用的材料不够丰富和精良,某些文章的立论基本上追随美国学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国某些论著中相关内容的转述。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起步既晚,存在局限和欠缺也就不足为怪。其中有不少突出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研究领域和选题方面,长期存在极不合理的偏向。早期政治史是论著最为集中的领域。在1979——2007年发表的约460篇论文中,论述早期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想等“传统”课题的文章,大约有110篇;以早期政治精英人物的行迹和思想为主题的文章有170篇左右;两者相加约为280篇,占这个时期论文总数的6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讨论经济史和早期奴隶制的文章只有20余篇,社会史、宗教史、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同样寥寥可数,地方史研究则几乎是空白。可见,研究的领域分布很不均衡,选题的偏向十分严重。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内容、材料和观点方面大体相同和相近的文章为数甚多,而真正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论著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选题的偏向呢?一方面,多数研究者可能怀有这样的看法:中国人对于美国早期史,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重大的事件、基本的制度、核心的观念和杰出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牵涉到研究资料的状况,因为涉及政治史课题的基本材料较多,而且在一般的书籍中也能找到相关的内容。

前文提到,资料问题始终是制约早期史研究的基本因素。我们的早期史论著,绝大多数是以二手甚至三手材料为基础的,而且数量有限,通常没有包括相关专题的全部代表性著作。有的文章引用了一些原始材料,也不过是点缀性的。真正基于原始材料而进行的原创性著述,实在是为数寥寥。许多讨论宪法批准问题的文章,根本没有参考艾略特编的《各州批准宪法大会辩论集》、斯托林编的《反联邦主义者全集》和詹森等人编的《美国宪法批准的文献史》等资料集。在论文中大量引用教科书的情况相当常见;更有甚者,有些文章所引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为数不多的几种中文通史性著作。还有一些文章,一方面对某些外国论著中的观点提出激烈批评,同时又大量转引其中的材料;或者把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论著中的材料不加区分地糅合在一起。这类情形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材料的匮乏所致,可能与有些研究人员不重视材料有关,可以说有“偷工减料”的嫌疑。

近年来,早期史研究的史料状况逐渐改善,利用基本史料进行研究的论著愈益多见,特别是一些博士论文,其材料基础相当扎实,有的甚至穷尽了本课题的基本史料。但在史料增多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又逐渐显现出来了。首先是研究者缺乏足够的问题意识,不能通过对史料的研读而提出具有新意的问题,所论大多是老题目,或是经国内外学者反复探讨已是题无剩义的问题。有些论文根本没有中心问题,通篇只是叙述事件始末,或堆砌原始材料,而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和观点。其次是对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运用不够贴切。早期史的材料在用词和语法方面均与当前英语有所区别,特别是许多名词的含义与今天不尽相同,史料产生的语境具体而复杂,因而要准确理解这些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语言、知识和方法各个环节狠下功夫。另外,外文史料在引用时首先要将它译成畅达的中文,这对研究者理解原文的能力和中文表达的水平,也是一种过硬的检验。检视已发表的各种论著,可以看到不少误用和误译史料的情况。我本人在《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一文中,粗心地将塞缪尔·亚当斯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误作约翰·亚当斯致塞缪尔·亚当斯的信,并对信中一段话的含义做了错误的诠释。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9、147页。

在材料的利用方面,还有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欠缺,那就是未能充分掌握和利用第二手文献。随着JSTOR等数据库在许多学校的开通,检索和收集第二手文献的条件大为改善。在此之前,多数高校没有或很少订阅外文史学期刊,即使在美国史外文刊物较多的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有些刊物也颇不系统,卷、期不全的现象很常见。现在,研究者可以比较便捷地从多种数据库中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论文。不过,另外一个困难还没有缓解,就是专著仍然不易获取。在美国,许多课题的相关文献十分丰富,而且每年都有新书出版,而国内图书馆的藏书和购书都有限制,因此,要把相关专著收集齐全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者对于第二手文献的学术史价值向来不够重视,研究一个问题,通常不去全面检索和掌握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而仅仅依据随意获取的有限材料来判断研究状况。有些作者甚至根本不肯费力收集和阅读相关的第二手文献,写文章时用到研究性文献,也不过是为了摘引其中的材料。忽视第二手文献的利用,对于学术的进展产生了极大妨害。首先,没有确切地把握研究状况,也就不能为自己的课题找到一个明确的探索方向,难免发生重复和撞车,往往以陈说为创见;其次,割断了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创新的联系,造成一种“平地起高楼”的假相,而实际上可能是给前人已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增添误解和混乱;最后,由于没有以往研究成果的铺垫和支持,不能准确理解和充分发掘史料的意义,以至误读、误用甚至滥用史料。

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已有的研究,清楚地梳理出学术史的脉络,原本是研究一个课题时要做的第一件工作。但是,在我们的不少早期史论文中,看不到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评述;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己文章所要涉及的内容,武断地判定为国内外研究中的欠缺。不少人喜欢用“缺乏深入研究”或“见木不见林”之类的词句,来对相关研究状况做大胆而笼统的评判;而支持这些断语的根据,往往不过是寥寥几种相关论著。实际上,美国史学界在早期史领域有着相当深厚的积累,几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有为数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果不花费很大的心力去搜集和阅读这些文献,就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相关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状况。但肯下这种功夫的研究者,目前连“屈指可数”的程度都达不到。最近有一篇讨论“美国法律的早期现代化”的论文,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正面范例。作者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与此完全相反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有一篇讨论“美国民主建立的基础”的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西方学者们”对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及“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从不深究,“即便涉及,也是轻描淡写”。邓峰、张鹏:《试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61页。言外之意是,本文乃是关于这些问题的首篇“深究”之作。可是,“西方学者”研究美国民主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读完。而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研究美国民主的著作,却敢于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实在匪夷所思。研究一个问题,固然不可能将相关文献“一网打尽”,但总应该先了解基本情况再发表意见。关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和“基础”,“西方学者”难道真的“从未深究”吗?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布赖斯的《美利坚共和国》,难道不是“深究”上述问题的专门论著吗?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第二手文献,其“论文”能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不免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同样很突出。现代史学的每一突破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的参与,特别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兴起,更是得益于相关理论的启迪和支持。但我们的研究者可以利用的本土理论资源严重不足,而以往经常利用的某些理论,又陷于教条化的境地。对于欧美的各种理论,我们需要下更大气力来对待,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取精用宏,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因为从选题取向、问题意识,到解读史料、提炼论点,都离不开理论的作用。我们过去经常批评外国学者“就事论事”,但实际上,我们的不少论著连“就事论事”的层次都达不到,通篇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议论。我们过去经常不加思考把美国早期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又有多少人认真钻研过中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著述呢?真正的理论修养,同摆弄一些理论词句是有着天渊之别的。我们过去习惯于“定性分析”,而实际上不过是套用一些理论性的词句,而不是去深入钻研史料和探究史实,也缺乏必要的历史主义意识,忽略史事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纯然用后设的理论概念来评论过去的事件和人物,难免形成各式各样的独断论式的看法。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一度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轻视,这种“以议论代替实证”的写作方式是难辞其咎的。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必须用经验性的研究彻底取代思辨性的议论。

总之,我们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步,但还面临很严峻的挑战。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早期史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明确界定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美国史学中的重要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欧洲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非洲文化三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如何在17、18世纪北美大陆这一特定的时空中接触和交汇,才能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与发端,才能明了此后美国社会演变的走向和特征。17、18世纪也是北美移民社会向本土人社会转化的时期,是美国基本的制度和观念形成的时期,是“合众国”这个新国家的开端时期。我们大家都懂得,研究一个问题必须追根溯源;而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样需要从它的开端时期着手。如果忽视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如何能够清楚而准确地把握美国历史的真实意义呢?只有切实加强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建立一种完整而成熟的美国史学。

从具体的层面来说,我们同样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加强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目前国内高校的美国史博士点,只有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有博士生以早期史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但这些为数不多的博士生毕业以后,受工作市场的制约,大多没有继续从事早期史方面的研究。一个研究领域要取得发展,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我们需要利用美国和国内在早期史史料整理和开放方面的优越条件,激发更多研究人员对早期史的兴趣,投入精力来潜心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我们要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向中国史学传统学习,从史料学、史源学和考证学当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同时还要取法于欧美史学,了解前沿研究进展,借鉴可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实证研究意识,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地收集和占有材料,包括相关的研究文献和史料,一定要在把课题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弄清楚的前提下,借助经过考辨和梳理的史料来进行实证性研究。这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推进资料建设,综合利用纸质文献和数字化文献,以期在尽可能详赡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

美国早期史确实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值得研究的课题真是指不胜屈。目前,关于早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具体研究,几乎处于生荒状态,如果有人肯下功夫搜集材料,苦心钻研,必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即使在相对比较“繁荣”的早期政治史研究中,有待探讨的问题也是俯拾即是。关于早期的精英人物,虽然相关论文甚多,但相对集中于某几个人。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约翰•科顿、威廉•佩恩、罗杰•威廉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材料丰富、立论新颖的传记。关于另外一些重要的人物,如詹姆斯•威尔逊、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亨利·诺克斯、约翰·汉科克,以及独立战争时期英美双方众多的将领,连介绍性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就重大事件的研究而言,我们正在期待一部有分量的美国革命史,一部美国立宪史,以及一部联邦政府成立史。关于早期政治思想,我们还有许多观念和思想的源流没有弄清楚。在早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对于早期选举制度、联邦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早期运作、邦联时期和联邦初期的各州政治,几乎无人涉猎。此外,我们不能总是把目光固定在精英人物身上,还需要细致观察普通民众、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在早期历史中的经历,把他们的想法、行为和日常生活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如果我们不再把有限的人力和资源用于讨论那些空泛的大问题,每个研究者都像刘祚昌教授那样,穷数十年的心力来研究一个人物或一个具体问题,集众人之力,积数年之功,我们的早期史研究就会产生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成果,这个领域也就会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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