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纽约内衣厂的一场大火唤醒美国的良心

双重规范这个词这些年常常呈现。它一方面是指美国在对待国际业务时的一种情绪,另一方面也是指美欧等西方国际对待亚非拉很多业务时采纳的情绪。可是,双重规范并不是这些年才呈现的,在咱们审视近代前史的时分,简直处处能够看到这种状况。

1945年6月18日,美国海军金上将放弃了原定的作战计划,不再进攻福磨萨,新的计划是直接进攻日本最南端的九州。

这场发生在人们的眼前,被众多纽约人目击的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社会改革。尽管罗斯福在20年后才上台,可是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后来说,1911年3月25日,“新政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双重规范简略来说,即是对自个的规范与对别人的规范不相同。美国作家菲利斯——本尼斯在她的作品《指挥若定—美国是怎样操控联合国的》(Calling
The Shots, How The Washington
Dominates Today’s
UN)一书中,披露了40年来美国在联合国采纳双重规范的很多案例。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离任时也揭露供认:联合国的确存在双重规范。
双重规范疑问之所以这些年日益被人提起,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这些年日益显着。在西方所主导的国际前史中,双重规范一向存在,在奴隶制年代比今日更严峻。这些年这个疑问被重复常常提起,更首要的原因是,非西方国家本身全体认识的觉悟。并且,在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西方的双重规范现已变成不公平、不公正的本源。
本文不评论双重规范的各种案例,只简略说一下自个对双重规范源头的观念,看看西方人习以为常的双重规范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双重规范的第一个源头是等级准则,这大概对比简略了解。已然有了不相同的社会等极,一定意味着对待不相同等级有着不相同的规范。大概说,双重规范表象在古代,不管东方仍是西方,都不变成一个疑问。因为,古代东西方社会都存在着不相同方法的等级准则。等级准则的天经地义,致使双重规范的正常化。在等级社会没有推翻之前,简直不会有人提出双重规范的疑问。四大文明古国如此,古希腊也如此。双重规范在等级社会简直是历来不被质疑的。
在古代社会,虽然等级准则处处都存在,可是,双重规范的强弱却有不相同。中国是前史上最早的法治国家之一。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提出法令面前人人对等的观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刑不避大夫”等,都是弱化双重规范的表现。当然,在等级社会中,法令面前的对等并不能彻底消除双重规范的表象,这在东西方社会都是相同的。可是,中国古代社会还有一个准则,使得双重规范的不利影响愈加弱化。
社会等级假如持久不可改动,双重规范就会变成持久无法脱节的命运。中国古代的等级准则与国际其它当地比较,最大的特色即是没有持久世袭。从秦朝开端,根据军功而选拔升官就现已变成法令。科举准则呈现之前,中国就有社会底层的推荐准则。隋唐之后,科举准则正式形成,它愈加变成淡化等级准则的合法手法。再加上即使在本朝之内,皇亲都不能持久世袭,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在不相同的社会等级之间,供给了一条天然活动、可升可降的合法渠道。使得中国古代的双重规范没有那么固执。
对比而言,西方古代社会的等级准则严峻缺乏润滑剂。在古希腊,奴隶要想改动身份,没有靠本身尽力的合法渠道,只要奴隶主开恩这一条路。在欧洲中世纪,贵族都是持久世袭的。即使贵族败落,依然能够世袭头衔,享有特权。这就使得西方社会的双重规范显得十分固执。
双重规范的另一个源头即是一神教。一神教在西方社会占有主导位置后,起到了两个效果。一是造成理论上的人人肯定对等,而是造成信与不信的肯定不对等。“天主面前人人对等”与“法令面前人人对等”比较,前者显得虚幻,短少实在的依托;后者显得实践,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可是,“天主面前人人对等”的确对等级社会是一种冲击。欧洲中世纪化解这种冲击的方法即是,宗教直接参与尘俗社会的办理,乃至变成尘俗社会的肯定统治者,宗教人士的位置有些替代尘俗贵族的位置,谁自称代言天主,便获得了高于普通信徒的特权。
东亚的宗教大多都是多神教,崇奉不相同的神,不同不大。欧洲跟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基本上都是一神教。一神教最大的疑问即是:能否不信天主?不信天主与信天主之间有没有不同?结论是清楚明了。关于一神教来说,它要吸引教徒,有必要显示出信与不信的无穷不同;关于信徒来说,只要这种不同的存在,才能让他真实服气。所以,在信与不信之间,崇奉轻视变成欧洲双重规范的一个根深柢固的源泉。
欧洲一神教还有一个观念,也愈加加深了双重规范的存在。一神教有一个末日审判,教义指出,在末日审判的时分,有些人能够进入阴间,有些人只能下阴间。按理说,现世的普通人能够经过修行等方法,在末日审判的时分,让天主酌情处理自个的命运。可是,实际中,简直总有某个民族或国家或集团,宣称自个是当然的“天主的选民”,乃至他们的疆土也变成天主的“应许之地”。也即是说,他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分是一定要上阴间的。这种状况致使双重规范简直无法消除。
欧洲自从法国大革命后,人人对等的概念,才从天主的掌控下进入尘俗社会。尔后,世袭贵族所代表的等级准则大为弱化,宗教的等级不同也退到尘俗社会之外。可是,一神教信与不信的大相径庭,由于宗教的强壮传统,依然停留在尘俗社会。这个信与不信的中心,即是欧洲尘俗社会创建的一套价值系统,这套系统被欧洲视为肯定正确的尘俗社会的准则。违背这些准则的人,所遭受的待遇,与当年不信天主的人的处境简直彻底相同。
换句话说,欧洲近代之后,自认为肯定正确的尘俗社会价值系统,现已坐上了原先天主的位置,获得了与天主相同的不容置疑、不容不信的肯定位置。并且,假如置疑、不信或许应战,也将遭受应战天主的相同下场:下阴间。最为要害的是,等级社会的双重规范是看得见的外在方法;而一神教的双重规范更多是看不见的心里状况。
理论说起来几句话就说完了。可是,在实践中,理论的几句话通常即是几百年的前史。关于全国际各地的非西方国家、民族来说,前几百年的抵挡,首要是针对看得见的国际系统内的等级准则,例如奴隶制、殖民地等。这种国际性“等级国家”的系统,造成了显着的外在双重规范。跟着殖民主义的完毕,西方制作的外在双重规范,以不得不被迫抛弃。可是,心里的双重规范依然没有改动。所以,咱们才会看到,在殖民地前史完毕后,关于当今国际的双重规范疑问,非西方国家的质疑、批评声音,开端真实呈现,并越来越洪亮。
中国古人关于人与人之间往来,发起一个十分简略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准则是消除双重规范最简略有用的准则。它在人与人的往来中有用,在国家、民族的往来中,也相同有用。西方社会何时能够真实懂得“设身处地”?何时能够学会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疑问?

6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进攻九州的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根据这项作战计划,克吕格尔将军指挥的美军第6军将在九州实施两栖登陆。4个月后,美军第8军、第10军进行第二次进攻,并且还要从欧洲抽调一个军。进攻的地点选择在距日本首都东京不远的地方。按照这个计划,要到1946年11月15日,即欧洲战争胜利一年半之后,才能打败日本。
这是一项十分庞大的作战计划。届时,战斗一定会非常惨烈,而且人员伤亡也很严重。
丘吉尔回忆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打击日本本土。我们所想到的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拼命抵抗,直到战死。不仅是对阵作战如此,而且在每一个洞穴里,每一条壕沟里都是这样。我心中有着冲绳岛的可怕情景,有好几千日本士兵不愿意投降,等他们的指挥官行完切腹礼后,站成一排,拉响手雷炸死。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日军的抵抗,一寸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要丧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
马歇尔将军也作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估计,他说在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可能要牺牲50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可是,原子弹出现后,这一切都改变了。
7月17日凌晨,陆军部长史汀生带着原子弹的机密电报来见国务卿贝尔纳斯,他说:“我们应该向日本人提出可能使用原子弹的警告,在保留天皇的前提下,促使他们投降。”然而,贝尔纳斯对史汀生的建议不屑一顾。
同贝尔纳斯相反,当史汀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丘吉尔后,首相得意洋洋,“这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丘吉尔眼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看来,我们一夜之间就已经有把握缩短东方的流血战争了。”
史汀生走后,丘吉尔意犹未尽,忽然想起要去参观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无忧宫。很快,车子便开到无忧宫。其实,丘吉尔并非真的想参观无忧宫,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而已。丘吉尔只用了15分钟就参观完了。丘吉尔站在大厦里,眼睛盯着五光十色的地板,仿佛心不在焉。此时,丘吉尔的思绪早已飞到波茨坦会议上了。
尽管波茨坦会议主题是处理战后欧洲和德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是,有关对日作战问题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会议期间,苏、美、英三方围绕日本投降的条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7月17日晚,斯大林神秘兮兮地对丘吉尔说:“在我们来波茨坦之前,日本大使送给我们一份日本天皇发来的电报。尽管电报没有说是给谁的,但我想,要么是给我的,要么是给加里宁主席,或者苏联政府其他什么人。电报说,日本政府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
第二天,丘吉尔在同杜鲁门总统共进午餐的时候,提起了这件事情。杜鲁门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了,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种试探性议和。”但是,杜鲁门迷惑不解地问丘吉尔:“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
“斯大林也许不想因此而影响美国”,丘吉尔说:“我敢保证,我们英国人是愿意打下去的,直到日本投降。”
不过,丘吉尔也担心,“如果盟国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话,美国可能会蒙受巨大的牺牲,而且英国也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接着,丘吉尔便用商谈的口气对杜鲁门说:“关于日本投降的条件,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表达?我们既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全,又能给日本人保全一点面子,不至于使日本军人的荣誉扫地。”
“不!一定要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杜鲁门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杜鲁门这样做,自然有他的想法。只有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可能会继续打下去。那么,美国就有理由投放原子弹,从而迫使日本向美国投降。
当听到丘吉尔提起日本军人的“荣誉”问题时,杜鲁门有点不耐烦了,他对日本袭击珍珠港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他直截了当地对丘吉尔说:“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军人已经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了。”
还在5月份,美国助理国务卿格鲁起草完波茨坦公告草稿后,史汀生打算加上保存“现王朝下的君主立宪制”这句话,以此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但后来,杜鲁门将其删掉了。
美国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专门委员会在试爆之前曾建议:“在条件具备时,应立即使用原子弹对付敌人,而且不必向对方发出警告。”至于轰炸目标,委员会建议选择在“能够造成巨大破坏力的地方”。
当时,美国人认为,原子弹可以从两个方面威胁敌人。一是作为技术上的武器,如在荒岛上投放,以威慑敌方,但这很难结束战争;二是军事上的武器,直接打击敌人。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用原子弹袭击敌人。”至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投放原子弹,那是美国总统决定的事情了。
杜鲁门在谈到原子弹的用途时,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武器。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使用它。”
在波茨坦,当杜鲁门把他的这种想法告诉丘吉尔时,这位首相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原子弹有助于结束战争,我主张运用它。”
7月2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格罗夫斯将军正在这里起草投掷原子弹的指令。
起初在选择目标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曾主张把京都也列入其中,因为它是日本的军事活动中心。
但是,史汀生坚持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和宗教圣地,不同意向那里投放原子弹。史汀生的建议被接受,所以,京都就从轰炸名单上勾掉了。
经过讨论,最终确定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四个城市作为轰炸目标。这些城市是按照作为第一次袭击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的。美国人确立这样一个名单,其依据是这些城市所发挥的军事作用的大小,同时考虑到投弹时的气候条件。
目标选定以后,杜鲁门、史汀生、马歇尔、阿诺德就投掷的时间和第一个目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斯帕茨将军指挥的空军战略大队,负责按照上述目标进行投弹。7月24日,美国陆军部给斯帕茨将军下达指令:“美国陆军战略空军司令官卡尔·斯帕茨将军:第20航空队509混合大队应于1945年8月3日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条件下,对下列目标之一投放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陆军部要求,在准备就绪后,应立即运去投放于目标的炸弹。但是,关于上述地区以外的其他轰炸目标,则由陆军部另行通知。
另外,指令还强调:“一切发布有关对日使用武器的情报均由美国陆军部和总统掌握。非经事先特别批准,司令官不得对此发布公告或透露消息。”
7月25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陆军部的指令,并指示陆军部长史汀生执行这项命令。当天,史汀生在结束波茨坦的使命后,便返回美国。不久,这位77岁的陆军部长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和一份备忘录。
无独有偶,同一天,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了他作为英国首相的最后一次演说,于下午携女儿玛丽飞回伦敦。临行前,他丢下一句话:“希望我能回来。”他的妻子赶到诺索尔特机场迎接,然后丘吉尔同家人们在一起平静地吃了一顿午饭。
7月26日,英国大选揭晓,艾德礼担任新首相。这个结果对可怜的老温斯特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丘吉尔于当天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遗憾地说:“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
晚上7时,丘吉尔步入王宫,向英国女王提出辞呈。他最终没有回到波茨坦,取而代之的是艾德礼。这一年,丘吉尔70岁。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中,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当我们梳理历史的时候,哪些事件会成为历史的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呢?有些时候是一场战争,有些时候是一个会议,有些时候是一份宣言,有些时候是一个科学发现,有些时候是一场——灾难。

在纽约这座以众多摩天大楼拼接起来的城市中,有两次巨大灾难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一次是2001年的“9·11”,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恐怖分子袭击起火倒塌,一次是1911年3月25日的华盛顿广场大楼起火。两次灾难发生的时间正好相差90年。

在纽约曼哈顿南部百老汇大街和第六大道之间,有一片长方形的绿地,名叫华盛顿广场。广场边上有一栋十层高的大楼,现在属于纽约大学。一百年前,每天也会有很多年轻的女孩走过窄窄的街道,进入这座大楼,不过她们不是去上课,而是去一家叫做三角内衣厂的工厂里做工。这家内衣厂位于这幢大楼最上面的三层——第八层、第九层和第十层。

1911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特别的长,有24个单词:“141名男女工人死于内衣厂大火;被困华盛顿广场大楼高层;街上尸横遍地;楼内堆尸如山”。标题的下面是这样一段导语:“位于格林尼街与华盛顿广场拐角处的十层大楼中有三层昨天焚毁。大火中141名年轻的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个姑娘——被烧死或者在跳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时摔死”。

这场发生在人们的眼前,被众多纽约人目击的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社会改革。尽管罗斯福在20年后才上台,可是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后来说,1911年3月25日,“新政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三角内衣厂的这场大火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现在躺在陈尸房等人去凭一颗牙齿或者一只烧焦的鞋子辨认的受害者中,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她们是三角内衣公司雇来缝制女用衬衫的。这些姑娘中大多数不会说英语。几乎所有人都是她们辛苦劳作的的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描述死者的共同特征——对,她们是从落后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外来妹”。和上世纪80年代起从内地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外来妹”不同的是,她们来自外国。她们从波兰、意大利、爱尔兰、俄国等地漂洋过海来到纽约,寻找自己的美国梦。她们大多还没有拿到美国“户口”,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

“4:40,大火爆发了,有些人跑下楼梯,幸免于难,但一两分钟之后,这条通道就被火封死了。姑娘们冲到窗口,然后开始往下跳。人群中人们叫喊着不要跳,她们跳了,穿透破碎的玻璃坠落,在人行道上相互挤压致死。至于没有跳的,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尸体只是一堆灰烬”。《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当时惨状。

我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从一名网名“江月”的博客上看到了更为细节的描写。这些细节来自一本近年出版名为《三角工厂——改变美国的一场火灾》的纪实作品。

“没人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8楼车间里有很多张木制的大裁剪桌,桌上堆着布匹,地上到处是碎布头。借着满地的易燃物,火势迅速蔓延,火舌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很快吞没了8楼,又窜到9
楼。浓烟弥漫,几百名女工在呛人的浓烟和烈火中惊惶地乱跑,哭喊声,惨叫声,玻璃碎裂声,响成一片。”

“一群女工设法逃到防火梯上,试图通过防火梯逃生。但是,年久失修的逃生梯已经严重锈损,在姑娘们的重量下,防火梯轰然断裂,女工们惨叫着,从高楼上跌落。”

“大楼下面的人们绝望地看着着火的楼层,无法救助。顷刻,浓烟滚滚的窗口上,出现几个姑娘的脸。她们爬上窗台,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她们的背后是地狱般的烈火,火舌向她们逼近,舔向她们的头发和衣裙。浓烟中,人们看不清她们的脸,也看不见她们脸上绝望的表情。然而,熊熊烈火把她们的身影烙进了美国历史之中。”

“在无数双焦急、痛苦、绝望的眼睛注视下,姑娘们如同一只只火鸟,裙裾上带着火焰,从24米的高楼上纵身跃下,落到坚硬的人行道上,她们的四肢舒展开来,像一只只从高空掉下来的布娃娃,鲜血从她们破碎的身体里喷涌而出。接着,又一个女工从楼上跳下,鲜血四溅。又一个,又一个……

“楼下,人们张开被单、毯子、被子,试图接住跳下来的女工们。但是,被子毛毯承受不住冲击力,高楼上跳下的身体穿过被单毛毯,沉重地摔在人行道上。地上四散着年轻姑娘们的尸体,鲜血染红了街道。水龙带里的水喷射到火场,又从空中落到地上,汇入地上的鲜血,淌入下水道。……”

在阅读和引述这些极富画面感的文字的时候,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眼眶。

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发薪的日子,姑娘们已经换下工装,穿上了自己的漂亮衣服,排队领工资,接下来是劳累一周盼来的一个难得的周末,惨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911年3月25日,她们的鲜血流在街头,她们扭曲的身体躺在曼哈顿下东区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她们制作的时髦漂亮的女式衬衣,挂在只隔一个街区的第五大道的时装店里,向世人展示着美丽。而美丽背后的悲惨现实,却需要她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展示。

就在一年前,在纽约的几百家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们曾经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三角工厂的女工们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她们特别要求改善工厂的防火设施,但罢工以失败告终。由于生活所迫,姑娘们不得不回到她们已经意识到随时会发生火灾的工厂。

就在几个月前,纽约市消防局长克罗克在纽约州议会作证说,消防队救生梯只能达到7层楼的高度,而在纽约市,成千上万的人在7层以上的楼层上工作,一旦发生大火,这些人将无处逃生。事后,他痛苦地控诉道,企业主协会召集会议阻碍了要求他们加强防火措施动议的通过。

4月5日,一个阴沉的下午,12万工人组成了一条长长的,沉默的河流,河流载着锥心之痛,从曼哈顿的心脏淌过。那是一场沉默的游行,除了哭泣,没有口号。

在此之前,纽约人并不关心这些近在咫尺的血汗工厂里工人们的境遇。但这次灾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一位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的负罪感最终落实为一步步的具体措施。

纽约建立了有25个成员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4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成为立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镇的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火灾,87名女工因为工厂紧锁大门、窗户封闭而无法逃脱,葬身火海。多年之后,香港一些公益组织通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从贴牌的意大利公司那里要到了几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到现在却因为当地不配合,找不到所有遇难者的名单和家属的联系方式。而这场仅仅过去十几年的惨剧已经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多年。

在目睹火灾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帕金斯的年轻女孩。1961年3月2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灾50年纪念日。一群老妇来到当年她们从烈火中逃生的大楼前,悼念死于那场大火的姐妹们。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为美国劳工部长——美国政府内阁中第一个女性。在纪念仪式上,弗朗西丝·帕金斯回忆了那场大火如何唤醒了美国的良心,也埋下了她心中为改变劳工命运和捍卫女性权利而奋斗的种子。

2001年2月1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罗丝·弗雷曼女士去世,享年107岁。美国各大媒体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

2001年3月14日,纽约市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反血汗工厂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诸如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制服等等。朱利安尼市长否决了这项提案,但市议会又以44:4的压倒性多数废除了市长的否决。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中,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来源《商业价值》杂志 作者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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