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档案”于3月上旬公布了一批解密文件,主要内容是冷战期间,北美防空司令部曾多次发出苏联向美国发动导弹袭击的错误警报,导致美军启动应急预案,美苏大战一触即发。所幸“在扣动扳机前”,这些警报都被发现是错误的。
美国人“随时准备挨打”
1979年11月9日凌晨3点,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被自己的军事助手奥多姆的电话吵醒。后者报告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刚刚发布紧急警报,苏联向美国发射了大约250枚导弹。
在冷战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担心苏联的导弹袭击,为此,五角大楼在60年代初就建立了“弹道导弹预警系统”。60年代中后期,美国空军部署了所谓的“474N系统”,通过设在阿拉斯加、格陵兰和英国的12部超视距雷达,提高了对苏联导弹发射的探测能力。60年代末,美国又部署了“防御支援计划”卫星。1972年,北美防空司令部开始将多种导弹预警系统整合成一个网络。但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复杂系统存在着故障和错误的风险。
按照应急方案,美国总统在接到警报后,有7分钟时间决定是否采取报复行动。布热津斯基认为,有必要先确认警报的可靠性以及导弹攻击的目标,然后再报告总统。美军其他部门这时也接到警报,并纷纷按照预案采取行动。战略空军司令部命令担负战备值勤任务的战略轰炸机紧急升空,准备接到命令后就飞往苏联实施报复性打击;10架战斗机立刻升空,准备拦截苏联人随后而至的空中进攻。
与此同时,部署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国家应急空中指挥所”也升空了。它其实是以波音747飞机为平台改装的空中指挥所,专门供美国总统在国家遭遇核打击时,能够在空中继续对美军全球战略部队实施指挥与控制。机上的通信系统也采取了加强措施,可以抵抗核爆所产生的强电磁脉冲干扰。它的续航能力也很强,如果进行空中加油,可以连续飞行72小时,因此有“空中白宫”之称。
布热津斯基“已抱必死之心”
奥多姆很快再次打来电话,报告说苏联方面发射了约2200枚导弹。这应该是全面进攻了。“布热津斯基一个人坐在黑夜中,并没有叫醒妻子。因为他心里清楚,反正半个小时后大家都得死”,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道。盖茨当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布热津斯基的下属。就在布热津斯基决定向卡特总统报告前一分钟,奥多姆第3次打电话进来,称其他预警系统没有发现苏联发射导弹。原因很快查明,是一名工作人员“误把一盘军事演习的录像上传到电脑系统中,从而自动引发了警报”。原来是一场虚惊。
这起严重的“乌龙”事件很快被媒体获悉并报道出来,只不过缺乏细节。苏联人也听说了。差点儿稀里糊涂地成为美国人报复的目标,苏联人很恼火。11月1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通过苏联驻美国大使转来一封给卡特的密信,表达对这起事件的“严重关切”。信中,勃列日涅夫称这起事件“充满巨大危险”,“我认为你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再有失误了”。更让他担心的是,新闻报道称美国最高领导人当时并没有得知这个警报。
由于美苏关系当时比较紧张,勃列日涅夫的信在美国政府内部引发争论,对于如何回复产生分歧。国防部和布热津斯基主张语气要强硬,而国务院则希望缓和一些,最终前者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回信中称苏联人的抱怨“不准确”,所以“无法接受”。这令苏联人更加恼火,苏联方面随后回复说,美方的回应不令人满意,是在用一种挑起争论的方式对待莫斯科“深刻而正常的关切”。
再次误报“狼来了”
这次错误警报的余波还未完全平息,7个月后,北美防空司令部又先后发出3次错误警报。一次发生在1980年5月28日,另两次发生在6月3日和6日。6月3日的警报拉响后,战略空军司令部、“国家应急空中指挥所”都按规定采取了应急措施,但较1979年那次有所克制,军方领导人发现警报错误后便取消了应急措施。接下来的3天,北美防空司令部反复测试电脑系统,希望找出错误原因,结果6月6日下午电脑再次发出错误警报。
军方锁定了发生错误的电脑,进一步调查发现,是一个价值46美分的微电子集成电路存在设计缺陷。这台电脑在发送例行信息时,通常会说“000枚洲际弹道导弹或海基弹道导弹已经发射”,结果不知什么原因,一些“0”被错误地换成了“2”或“002”或“200”。
时任国防部长布朗在向卡特总统汇报时称,这种虚假警报难以避免,“我们必须得为另一起与此不相关的故障做好准备。”但他请总统放心,“还有人力保镖—分析人员会读取预警系统数据,以确保不会采取任何无法挽回的行动”。

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被很多人看作美国最终走出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制度阴影的象征。确实,美国的黑奴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黑人到了20世纪中期才取得平等权利。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美国也曾广泛存在白人奴隶,个别地区还曾存在黑人奴隶主。
白人为何也沦落为奴隶
白人奴隶分为两种,一是混有少量黑人血统的白皮肤的“黑奴”,二是白人契约奴。
在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理查·希尔德烈斯(1807——1865)的小说《白奴》中,混血的奴隶阿尔琪·摩尔,只有1/32的黑人血统,从外表看完全是个白人,但根据美国南部“黑奴的后代永远是黑奴”的法律,他也难以摆脱奴隶地位。当然,这种类型的混血白人奴隶,多少还能和黑奴制度挂上一点钩,而本文所介绍的,则是和种族歧视完全无关的白人契约奴制度。
白人契约奴(white indentured
servant),也译为契约奴、契约佣工和白奴等。在欧美,直到20世纪末以前,很少有人知道白人契约奴的历史。介绍白人契约奴最详细的专著是迈克尔·霍夫曼1999年出版的《他们是白人,他们是奴隶》,而最畅销的读物则是唐·乔丹和迈克尔·沃尔什的《白色的货物——英属北美殖民地白人奴隶被遗忘的历史》,此书在近两年畅销欧美。
华盛顿曾役使白奴
据英国媒体2007年披露,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两天之后,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城镇登出一则广告,悬赏捉拿10个逃亡奴隶。其中两个是“尼格罗奴隶”,即黑人奴隶;另外8个是白人奴隶,其中包括来自苏格兰的中年制砖匠威廉·韦伯斯特和20岁的托马斯·皮尔斯(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的木工)。而悬赏追捕他们的人,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是美国的国父,是独立、民主、自由的象征,他同时又是奴隶主。现代人很难把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形象拼贴在一起,然而这两面都是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他在长达7年的战争期间拒绝领取任何薪水,还能维持家人的生活,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大奴隶主,也没有把自由平等的原则应用到自家的白人奴隶和黑人奴隶身上。
不想死的英国罪犯可选择当白奴
北美白人契约奴的历史,和整个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同样长远。1607年5月,伦敦公司遣送首批移民到达北美洲,建起了詹姆斯城。首批移民105人,其中就包括白人契约奴。白人契约奴的大规模输入,则是几十年后的事。最初,欧洲人把劳动力的来源寄希望于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他们曾想尽一切办法捕捉印第安人为奴。但印第安人的故乡就是美洲,他们被抓后很容易逃亡。另一方面,印第安人的总人口也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殖民地的需求。这样,欧洲殖民者又把目光转到了白人身上。据北美殖民地官方1680年估计,运往北美洲的白人契约奴每年约有1万人。17世纪时,契约奴成为北美殖民地最常见的奴隶,他们约占全部移民人口的一半。
白人“契约奴”的来源有四个:
一是无力偿还债务的人。负债无力偿还的人,只好和债主签约,称甘愿做工抵偿,若干年内任凭遣唤。
二是想到北美洲而缺乏路费的。许多贫苦移民,为了筹集旅费,往往为了一张横渡大西洋的船票,卖身为奴,成为所谓“自愿契约人”。
三是受殖民政府拐骗的移民。殖民者编造了美洲如何如何富庶的神话,诱使大量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荷兰人、犹太人和瑞典人移居美洲,其中以英格兰人为数最多。他们中缺乏自卫能力的人,如体弱的乞丐和儿童,常常被逼迫或诱骗成为奴隶。
四是英国的罪犯,这是白人契约奴最大的来源。
1615年,英国枢密院决定授权将罪犯押送到北美殖民地。英国国王宣布,犯下重罪的罪犯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被处死,二是到北美去当奴隶。唐·乔丹和迈克尔·沃尔什估计,截至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有5万多名“罪犯”被押送到美国殖民地成为白人奴隶,约占当时北美殖民地人口的1%.有些人确实是罪犯,但更多的则只是有一点小过错的穷人。
17世纪20年代,数百名小女孩被押送到新大陆,历史学家认为她们可能是饥寒交迫,不得不在伦敦街头卖淫的未成年妓女。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曾下令把100名“缺乏教养的少年”从英国纽马克押送到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精力旺盛的男孩子,在打闹时无意中冒犯了国王的车驾。最令人震惊的是,数以千计的伦敦贫苦儿童被警察驱赶到一起,扔到最近的一艘船上,其中有的孩子只有5岁。十分繁重的劳务,使他们很少有人能活到成年。
逃亡者被抓住后可能被处死
在17世纪和18世纪,数以万计的白人契约奴,包括女人和儿童,被看成一种“动产”,他们的悲惨遭遇从起程离开旧大陆时就开始了。在野蛮的运送过程中,白人奴隶大量死亡,有时候会有近一半的白人奴隶葬身大西洋的波涛之中。能到达北美的白人契约奴,则要以奴隶的身份为主人服劳役,他们通常必须为主人工作5——7年,有的则长达10年以上。还有不少契约奴的工作时间和条件,完全由主人决定。(美国历史
www.lishixinzhi.com)他们在服劳役期间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未经主人允许不能结婚,主人还可以随意转卖、转让、抵押、出租他们。在服劳役期间,白人契约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没有工资,靠主人供给食宿以维持生命。
契约奴要从事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还经常遭受残酷的毒打,不少人在契约期满前就已被折磨死了。在北美的南部殖民地,残酷体罚白人契约奴是很常见的。弗吉尼亚州的每个聚居地都有鞭打奴隶的柱子。有一个小伙子曾连续4天4夜被绑在柱子上,他的耳朵被钉在柱子上。他的“罪名”是和一个女仆人打情骂俏。南方一些种植园主对待白人契约奴甚至比对待黑奴更加凶残,因为他们觉得黑奴永远是自己的财产,而白人契约奴则总有一天会成为自由人。当契约奴的契约期满之后,一般能得到一小片土地,成为独立小农,但必须向先前的主人交纳一笔“割让租”。有的契约奴解放之后,进入工厂或矿山,成为雇佣劳动者。
面对残酷的压迫,白人契约奴采取种种方式进行反抗,主要就是逃亡,有一些人则与黑奴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暴动。但他们的反抗与逃亡遭到雇主的严酷惩罚,被捕的契约奴被罚延长服役时间,甚至会遭鞭打、烙字,乃至被处死。
与逃亡较多的白人契约奴相比,从非洲大批进口的黑奴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难以逃亡。而且他们身体强壮,习惯南方炎热气候,熟悉简单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高。到了18世纪,黑奴逐渐超过白人契约奴,成为北美南部殖民地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白人契约奴武装起义反抗
白奴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因此经常参与争取自由的武装起义。在1676年弗吉尼亚州由纳坦尼尔·培根领导的农民起义、1688——1689年的波士顿人民起义、1678——1690年的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起义、1712年与1714年纽约人民起义和1763年的宾夕法尼亚起义中,白奴和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一起并肩战斗,沉重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
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白人契约奴大量参加殖民地人民的反英武装,为自己和国家的自由而战。1775年6月,英军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克山发动进攻,白人奴隶和农民、工人、渔民一起组织起约两万人的志愿民兵队,在“自由之子社”的领导下,英勇抗击,在一天之内三次击退英军冲锋。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贡献,美国在独立后废止白人契约奴制度,从欧洲输入契约奴的行为也被禁止。但是,根据美国早期的法律,未能如期偿付债务的债务人会被逮捕和监禁,一些还不起债的穷苦白人仍不得不到债主家服劳役,成为事实上的契约奴。美国下层民众曾多次发动起义,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人身自由的法律。到了19世纪初期,美国终于修改法律,债务人不必坐牢,白人契约奴制度完全终结。
白人和黑人都曾是奴隶制度的受害者。这也说明,黑人奴隶制度,只是北美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反人类的制度中的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和奴隶制的结合,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种族。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1861年,1868-1876年。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作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 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9400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4400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
求官不成 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宫不到4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系列反腐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1914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在0.2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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