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福井毅当时恰好在苏州,他赶赴现场及时,虽然没有看到中国的游击队,但日军还在倾覆的列车周围抢救被炸伤的敌伪人员。而现场有多名中国游击队员战死。

铁原阻击战:187师冒充南韩军队跳出美军包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

在抗战历史文献中,曾记述1940年我国游击队袭击伪维新政府大员乘坐的“天马号”列车。因为这次袭击的战果缺乏直接的佐证,对此历史学家一直有所疑虑,多以传奇论之。不料,在日本发现的几张旧照片,却揭示了这次袭击的真容,并提供了袭击部队身份的佐证。

2014-06-15 01:51:00评论:

刘亚洲,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军衔。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参军后历任排长、副连长、军委办公厅干事、师级单位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等职。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日本工作期间,获得了几张抗日战争期间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在中国拍摄的老照片。根据拍摄照片记者福井毅的说明,此人在1938至1942年期间担任该报驻南京站记者。这些照片是日军贵宾专列“天马号”于苏州站附近遭到中国游击队袭击后赶到现场时拍摄的,后因敏感度较高,未在《每日新闻》上发表。

在志愿军撤出铁原的同一天,“联合国军”进入只剩残垣断壁的铁原,然而,此时他们已经对这座城彻底倒了胃口。直到日历翻到21世纪,仍然没有人尝试让这座城市恢复生机。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一片被时间凝固的废墟,如同化石,纪念着这次世界军事史上无法磨灭的战役。

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组织策划的“军事名家的甲午觞思”系列文章,自2014年3月3日在《参考消息》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并于近期结集为《甲午觞思》一书,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访谈内容。

根据福井毅描述,在这次袭击中,中国游击队先在“天马号”经过时,用埋设的炸弹爆破路轨,随后发动攻击,造成这列列车倾覆,日军和车上伪政府大员多人伤亡。因为铁道系统日军戒备森严,“天马号”被炸后日军在极短时间内就赶到现场,赶到救援的日军部队与游击队发生激烈交火,双方都有损失,最后游击队摆脱日军追击脱逃。遗憾的是福井毅没有标明照片拍摄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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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由于福井毅当时恰好在苏州,他赶赴现场及时,虽然没有看到中国的游击队,但日军还在倾覆的列车周围抢救被炸伤的敌伪人员。而现场有多名中国游击队员战死。

突袭荷兰陆战队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据中方记载,这次战斗应该是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联合进行的。根据王俊在《杜月笙野史》中引用政协文史资料描述,1940年11月19日,日本表示将正式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这一天,汪记政府开张,群奸喜气洋洋,他们在上海邀了大批德意日轴心国家的外交使节、日军高级军官,乘“天马号”专车兴冲冲地赶赴南京捧场,参加签字典礼。消息立刻经由上海秘密电台报到重庆。戴笠当即决定,把这列专车炸掉,造成重大死伤,给汪精卫一次迎头打击,使他面上无光。

轿岩山反击战,是一个志愿军典型的进攻战例。而这一战中志愿军采用的战法绝非仅有。以化袭班奇袭白虎团为例,这样的打法在志愿军中曾屡试不爽。例如,“联合国军”战史记载,1951年2月,在横城山谷,志愿军就曾惟妙惟肖地化装成南朝鲜军,突然袭击了美军第2步兵师的侧翼。一仗打下来志愿军抓了个奇怪的俘虏,此人长得像美国人,可说的英语一点不好。事后才知道,化袭部队刚好打了配属给美二师的荷兰海军陆战队,这支拥有3个步兵连,1个炮兵连,1个通信连,1350名官兵的部队当即被打放了羊,乱成一团。荷兰军队在朝鲜的最高指挥官奥登中校错以为是发生了敌我识别错误,挺身而出试图纠正这些疯狂的“友军”,结果耀眼的肩章使他成为了第一批牺牲者中的一员……

一、制度

爆炸火车任务,由上海忠义救国军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执行。他们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乘夜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300米,一直通到一道茂密的树林之中,由詹宗象与薜尧负责按动电钮。

除了军事专家,很少有人会记得这次对荷兰营精彩的突袭,也不会记得那位“狡诈”的中国指挥官——志愿军39军117师师长张竭诚。奇袭白虎团被人津津乐道,因为它是一个典型,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绝唱。更多的“奇袭白虎团”还隐藏在历史的深处,记录着中国军人东方式的智慧和勇敢。几乎每一个参战的“联合国军”指挥官都承认志愿军在进攻中的刁钻和进取精神。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一切准备就绪后,上午9点钟,“天马号”专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詹薛两勇士急忙将电钮按下,但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地雷爆发,威力奇大,天马专车在爆炸声中断腕决腹,血流盈野,哀呼惨叫之声令人不忍耳闻。这一次爆炸使全车的人不死即伤。“天马号”翻覆后,詹宗象和薛尧虽然知道目的已达到,可是他们胆子很壮,又穿出树林探看残敌,结果不幸被日军发现,密集扫射,中弹成仁。

相对来说,美军在进攻时,就没有这样“无所不用其极”,虽然美军的进攻精神并没有志愿军那样积极,但是它的进攻确实惊天动地。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这一次爆炸事件日方死了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庆贺专员和情报员多人,还有德意使节及随车军队,死伤共达175人之多。爆炸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大坍其台,狼狈万分。

与战略上的纸老虎之说不同,战场上的美军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和创造的军队之一。铁原大战进行到第10天,他们已经总结出了对付志愿军的新的战法:对于掘壕固守的中国步兵,凝固汽油弹是最有效的武器。而面对不断反击,试图穿插入美军防御线后方的志愿军突击队,范佛里特则采取了尽量避免夜战、近战,不对“骚扰”进行过分反应的做法。为此,美军进攻部队白昼突击,夜间就地收缩。在夜间休息时将装甲集群布置成环形阵容,坦克在外,车辆人员在内,彻夜向周围打照明弹,一有风吹草动就枪炮齐发,给试图靠近夜袭的志愿军官兵造成极大威胁。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日方的资料中,没有提到损失人数。因“天马号”遭到袭击,所谓的《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签字,推迟到11月30日才得以进行。

到6月9日,张英辉的188师也打到油尽灯枯,特别是其主力563团基本打光。此时,整个铁原外围已经是一片火海。美军的凝固汽油弹把这片风景秀丽的高原彻底在地图上点燃,以至于直到今天,当我们走在铁原西南,依然有一大片土地上难觅古老的大树。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那么,中方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属实呢?

惊人的决定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从日军缴获的游击队队员证件来看,这支游击队属于“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份证件足以说明这些特工人员的来历。

189打光了,188上,188打光了,187师将成为战场的中方主角。187师,是63军的另一个主力师,不但换装苏式装备最早,还有一位传奇的师长,此人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信上将。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所谓“苏浙行动委员会”是由戴笠在淞沪抗战期间主张成立,杜月笙等组织的。1937年淞沪之战越打越激烈,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建立民众武装游击部队,配合国军作战。经过策划,戴笠与杜月笙在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内设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除戴笠与杜月笙外,还包括上海市长俞鸿钧,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等。9月,蒋介石为之正式颁发番号,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将其下属的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支部队良莠不齐,但其中不乏真正决心抗日者,比如别动队的第三支队支队长,就是后来的着名民主爱国人士朱学范。

徐信,原名徐连晨,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是一名地道的燕赵子弟。或许天生带着对战争的敏感,这位未来的将军在抗战期间很快暂露头角。到抗战中,从士兵开始军旅生涯的徐信因为战功升任冀中军区6分区第32团团长,成为杨成武麾下的一员爱将。有将军的老部下回忆他的作战风格,说徐信打仗刁钻,攻也行,守也行,猛如虎,狡如狐。

别动队成立后,戴笠在青浦和松江设立短训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轮训骨干。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缺乏训练和军事组织,但别动队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11月,淞沪会战进入艰难阶段,中国军队大多撤离市区,别动队第三支队朱学范部,第五支队陶一珊部配合南市仅留下的第55师一个旅拼死奋战,伤亡惨重,苦斗三天,最后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才停止了上海市区的抵抗。其他几个支队在战斗中则大多一触即溃。据事后统计:淞沪会战期间,别动队员共牺牲1500多人,受伤500余人,余部大多星散。

在五次战役中,和志愿军其他前线部队一样,徐信的187师在突围中打得十分艰苦。应该说,第五次战役的开局,187师打得十分出色。作为63军主力,该师在进攻临津江,突破雪马里的战斗中打得异常凶狠。面对“联合国军”重点设防的临津江防线,徐信一改志愿军擅长夜战的特点,制定了一个白昼渡江的作战计划,亲率主力561团率先突击敌军防线。由于训练十分严格,187师在敌前隐蔽极好,渡江动作极快,充分利用了敌军措手不及的短暂时间,过河即全力向前穿插。尽管敌军随后用飞机迅速封锁渡口,但已经过河的187师,189师等部队全力前插,使敌十几千米的防线崩溃。这一战,在志愿军三路进攻部队中,左翼的63军进展最为顺利,19兵团通令嘉奖并授予187师“猛插分割”锦旗。彭德怀司令员通令表彰187师:“这种勇敢穿插分割的精神,值得各部学习,特予以通令表扬。”

那么,1940年袭击“天马号”的游击队员,为何仍然拿着“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颁发的证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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