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毛奇的部署可看出,这是个两翼进攻的方案,按史里芬的意图,左翼6、7两个集团军在开战初应且战且退,引诱法军深入东进,使右翼更便于旋转,猛击法军后背,现在左翼却反而向西推进,对此,20世纪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富勒尖刻地评价道:这既不象“坎尼型”,也不象“鲁腾型”,任凭称它为哪一种,都足以使汉尼拔或菲特烈大帝在九泉下捶胸顿足!

“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这是丘吉尔1945年7月辞职前在唐宁街发表的最后声明。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向学生们以《欧洲的悲剧》为标题进行演讲,提出“胜利者欢欣鼓舞,失败者绝望沉默,这就是我们聚集在众多古老国家和民族之中的所有欧洲人的处境,这就是日耳曼人各族在相互残杀使浩劫蔓延所得到的一切……我们必须创建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只有这样,千千万万辛辛苦苦劳作的人们才能够重新获得淳朴的快乐和希望。这个过程并不复杂,所需要的只是亿万男男女女的决心……所以我对你们说:让欧洲站起来。”

晚年的胡志明身体不佳。1969年8月,胡志明在看望越南党中央书记黎德寿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回程中遇到了暴风雨,患了重感冒,一病不起,经中国支援的医疗专家组治疗,一度有起色。但9月1日,胡志明的病情急转直下,9月2日上午9时47分辞世。这一天,恰巧也是越南的国庆节。

在现代战争史上,还没有一个在战前制定的战争计划能和“史里芬计划”相提并论,无论是它的完美性还是对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史里芬计划”不仅主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总格局,而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各国战争计划制定的参照物。它将德意志民族思辩的天赋、大胆严谨的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充分展现在世界面前,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德意志民族一再从历史的迷狂、挫折中迅速崛起的原因。

后来丘吉尔又多次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提到“欧洲合众国”这一概念,还特别点名提醒法国、提出欧洲联合的基础在于法德两国的和解:“创造欧洲家庭的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法国才能恢复对欧洲的道义上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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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毛奇的忧心忡忡和史里芬的雄心勃勃

从哈布斯堡到普鲁士,无论法国东邻的这片地区冠以什么名称,向来都会被英国用做抑制法国、调整欧洲大陆天平的一个砝码。这一点已经成为公开的游戏规则。尽管如此,丘吉尔的倡议未尝没有诱惑力。恰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
热尔贝所说:“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易北河会师,这种相会意味着欧洲隐退消失了。”

1969年9月12日越南领导人黎笋、孙德胜、长征、范文同为胡志明主席守灵

德国总参谋部在普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考虑未来的欧洲大战了。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已预见:德国可能在未来不得不在东西两条战线上作战。他的计划是在未来的两线作战时,对法国先取守势,快速击败俄国后,再反攻法国。老毛奇的计划只是一种防御攻势战略,只想迅速挫败对手,获得有利的和平,目标有限而无追求总体性胜利的野心。瓦德西接任参谋总长后仍遵循老毛奇观点,在1887年,瓦德西曾主张西面暂取守势,对俄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但受到俾斯麦的制止。

1944年8月26日,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与菲利普
勒克莱尔将军在法国第二装甲师将军皮埃尔
科尼西陪同下,在刚解放的巴黎检阅第二装甲师

5月19日是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诞生124周年纪念日,越南报纸刊发社论,提到要执行胡志明主席遗嘱等内容。但是至今为止,胡志明遗嘱没有全文对外公布。胡志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对华亲密派,与不少中共早期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9月9日越南为他举行国葬的同时公布了他的遗嘱。不到2000字的遗嘱,却在公布之后,留下了长久谜团。

1891年,史里芬接任德军参谋总长后提出第一号备忘录,从而提出了绕道比利时迂回法德边界的设想。史里芬判断战争一开始法军就会迅速进攻德国,而俄国的动员速度较慢,所以德国要掌握战争主动权就必须先迅速打败法国,然后再同俄国交战,这就是近现代军事史上着名的“史里芬计划”的核心。1894年他提出了第三号备忘录,彻底抛弃了老毛奇的计划,决定先同法国交手。从1897年到1905年的八年多时间里,史里芬不断地在修改其计划的细节,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德国参谋总部军官军事演习和野外旅行作业中,对合围和俘虏五十万至六十万“敌军”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演练,并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了充分的考虑。

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建立后,就有各种候选人前来竞争“欧洲概念”的首创权。1997年,英国国际事务学家劳夫兰德出版专着《被污染的源泉》,副标题“欧洲概念的非民主根源”道出了全书的主旨。劳夫兰德提出,最初倡导欧洲统一的人物中甚至有希特勒这样的人物。1936年希特勒曾告诉帝国国会:“在窄小如欧洲的一栋房子里,幻想各个民族共处的社会可以长期保持不同的立法制度和法律概念,这真是不智之举。”

1969年,胡志明遗嘱首次公布

“史里芬计划”规定:德国全部作战兵力对俄国战线和法国战线分配的比例为1:8。即开战初以少数兵力,10个师和一些地方部队,在东线借助与奥匈军队遥相呼应,来和庞大的俄军周旋,目的是在法国崩溃之前,把俄军牵制在东普鲁士边境地区,

2003年,柏林历史博物馆关于欧洲统一史的特展以这样的定论拆除了这道“炸弹”:“希特勒的理论建立在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和征服的基础上,而现代欧洲则根基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即便如此,在欧洲过于刻意强调自己祖先的“大一统”理念还是危险的。但法国的学者们似乎不以为然。2002年,法国《历史》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拿破仑——真正的欧洲之父》,题图为拿破仑头戴饰有欧盟徽章的帽子,正横跨阿尔卑斯山。根据文章论证,诸如联邦法、共同市场、取消边境乃至鼓励人权等现在欧盟的许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在法国,这种想法甚至不只局限于流行的历史杂志。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德
维尔潘也在当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历史已经证明拿破仑关于未来欧洲大家庭的远见。”法国的历史学者们甚至提出:拿破仑自己毫无疑问认为他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因为拿破仑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他打赢了俄国战争,“欧洲很快就会是一个民族,任何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将发现自己在同一祖国,而且巴黎将成为世界之都,法国人将成为各国人羡慕的对象”。

胡志明的遗嘱开始写作时间是在1965年5月10日。当天早9时,胡志明在居住的高脚屋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工作室中,拿起纸笔开始写自己的遗嘱。他的随身秘书武期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刻:“此时和风习习,花香阵阵,室内十分宁静。胡伯伯开始写‘75岁生日喜庆’。并在左上角加了‘绝密材料’几个字。过了一个小时,胡伯伯把‘绝密材料’叠好,小心地装进卷宗,然后放到书架上。”从1965年5月到到1969年5月,胡志明从撰写、修改到润色,前后历时4年完成了自己的遗嘱。

于此同时,在西线集结大部兵力进攻法国。用于西线的全部兵力又分成左、右两翼,分配的比例为1:7。在西线全部兵力的72个师中,53个师都分配在旋转的右翼上,10个师作为旋转的枢轴布置在面对凡尔登的中央地段,仅以9个师部署在240公里长的法德边境上,构成德军左翼。很明显,史里芬要把左翼消弱到最低限度以使右翼达到最大的攻击强度,即使法军攻入洛林,将德军左翼压迫到莱茵河一线,也不能妨碍德军右翼穿越比利时的迂回进攻,而且法军主力东进越深入,以后的危险也就越大,因而也就留下了诱敌深入的余味。当德军右翼迂回成功,席卷整个法军后方时,深入德国境内的法军因远离后方就更易崩溃。这好比一扇旋转式门,越是用力推前面一扇门板,后面旋转过来的另一扇门板打在背上的力量就越大。左翼的任务是牵制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如果顶不住,就后撤以引诱法军向莱茵河深入,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将其捆住。如果右翼得手法军后撤,就紧咬不放,从正面协同聚歼法军主力。

法国的历史学者之所以敢于如此直白地为拿破仑与欧洲统一的目标正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人一直认为拿破仑并非单纯的皇帝,而如同丘吉尔一样是国家的英雄。然而海峡那边的丘吉尔却是从一开始就把英国从欧洲统一的棋局中摘得干干净净。丘吉尔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名言是:“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同其联系交往,但不能被并入或同化。”丘吉尔之所以把英国排除在欧盟之外,是因为在他看来,英国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版图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脑。作为一个成员国参加欧盟,与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1950年6月27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由于我们处于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中心地位,并在英语世界里与美国有兄弟般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欧洲联邦制度中成员国的地位。”

晚年的胡志明身体不佳。1969年8月,胡志明在看望越南党中央书记黎德寿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回程中遇到了暴风雨,患了重感冒,一病不起,经中国支援的医疗专家组治疗,一度有起色。但9月1日,胡志明的病情急转直下,9月2日上午9时47分辞世。这一天,恰巧也是越南的国庆节。

右翼的任务是绕过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向其侧面实施战略迂回,从背后将法军主力全部包围。这是一个典型的“右肘弯击”,整个右翼以梅斯——提翁维尔地区为轴心,向西南方向旋转,横扫比利时中央平原后,由法比边界进入法国,其右翼右端在里耳地区进入法境,史里芬力求最大限度地向西展开,“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再沿瓦兹河流域南下,到达巴黎西边,再折向东南,然后以宽正面向东挺进,以打击整个法军的背部,逼迫法军向德国和瑞士边境溃散,最终使整个法军主力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网中加以毁灭。在这个巨型的轮转运动展开时,为确保右翼兵力的绝对优势,预定从左翼再抽出两个军来增强右翼,以保持最初强大的攻击力(日益扩大的占领区需不断地从进攻部队中抽兵驻守,会使攻击力逐渐减弱)。

对于欧盟来说,真正具决定性意义的务实事件发生在1950年。1950年5月9日《法国宣言》发布,宣言的起草人是法国人莫内(Jean
Omer Marie Gabriel
Monnet)。自17世纪起就延续下来的法国独有的“葡萄酒-干邑外交”模式再次在冥冥中发挥作用:莫内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科涅克市,科涅克市以出产干邑白兰地着名,此地的白兰地商家大多为百年老店,血统多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与当地法国居民的混血,自古就扮演着为英吉利海峡两边在各种方便或不便的时候沟通有无的传统角色,而莫内正是出身于白兰地酒商家。莫内提出:以解决欧洲的煤与钢问题作为走向联合的突破口,把法德两国的煤炭、钢铁资源置于一个超越国家的管理机构下,对煤钢资源共同开发和使用,并且该机构也吸纳欧洲其他国家参加。

因为参加国庆节,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没能最后送别胡志明。在国庆节大会后,黎笋急匆匆来到胡志明辞世时的地下室,喊来武期,询问有没有录下来胡志明主席的最后指示。武期回答到:“没有,我觉得胡伯伯已经把一切必要的指示都写在遗嘱里了。他吩咐说,他去世后,遗嘱要转交给全体政治局委员。”

黎笋立即主持召开了劳动党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使胡志明逝世日期不与国家国庆日重合,公布胡志明逝世日期为国庆日之后的9月3日。同时,不火化胡志明的遗体,而是采取列宁、斯大林去世后的遗体保存方法,以便将来寄托哀思。黎笋等人认为,当前形势复杂,为取得对美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和完成祖国统一,应当省略和改变遗嘱中的一些内容。

几天以后,被修改过的胡志明遗嘱在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在正式发表的遗嘱中,胡志明语言淳朴,用语幽默,甚至引用了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名句“人生七十古来稀”,运用了越南传统的“六八体”诗歌形式。他像与全国人民谈心一样,主要谈了党的建设、抗美救国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几个重大问题。他要求保持党内团结的宝贵传统,实行党内的广泛民主,经常严肃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和干部要真正透彻领会革命道德,真正勤俭廉正、大公无私。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无论如何也要下决心抗击美国强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山河在,人民在,战胜了美帝,我们的建设将比今天好十倍”等等。最后的希望是:“我们全党、全民团结奋斗,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并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979年,黄文欢质疑遗嘱被篡改

黎笋主政越南之后,推行亲苏反华政策,遭到很多越南党内人士反对,其中包括长期担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黄文欢。1979年7月,黄文欢利用去柏林治病的机会,转道去了北京。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的错误路线,散发了《致全国同胞信》,随后又在8月30日揭露出一个更大的秘密,即黎笋篡改胡志明的遗嘱。

黄文欢强烈质疑黎笋在胡志明遗嘱上动了手脚。他谈到胡志明逝世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在旁守候的政治局委员,曾讨论应齐集到胡主席身边听取最后的遗言,但被黎笋以胡志明不清醒、说不清楚为由阻止。政治局委员们听取胡志明最后遗言的愿望未能实现,也从未听黎笋说过胡志明早已立下了书面遗嘱。但在胡志明逝世当天,黎笋在政治局委员面前,突然拿出了一份约有三、四页的打字文件,说这就是事先准备好的胡志明遗嘱,并请人宣读。这份遗嘱末尾一边是胡志明的签字,另一边是黎笋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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