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社会主义终结已经二十多年了,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已经走出转型的震荡,走上了稳定发展之路,有些国家甚至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虽然有些老人还有怀旧的情绪,但已经没有人再想回到过去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汉斯·莫德罗长期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他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还被选为新成立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名誉主席。与其他共产党执政时期的高官不同,苏东剧变后他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信仰,为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因此,他的许多看法与原苏共的高官有很大不同,他不同意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西方的代理人,他认为改革是苏共必然的选择。

乌克兰紧张局势目前仍在升级,乌反恐部门首长称,部分地区“基本上”已进入战争状态。此前为充实兵力,乌克兰方面决定全面征兵。的确,中央政府缺乏足够强大的部队,注定无法维持统治。百年前,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混乱之时以及沙俄崩溃之机,乌克兰曾获得短暂独立,但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军队,结果只能在大国角逐中走向消亡。

奥地利《新闻报》5月4日刊登题为《“法国的斯大林格勒”:一个世界帝国退位》一文。文章称,战友敬佩他的英雄气概。在二战中,他曾在意大利战斗,现在则是第三次在印度支那作战。他曾在未麻醉的状态下挺过手臂截肢。但在1954年3月15日晚,查尔斯·皮罗特眼中噙满泪水。“我失掉了荣誉”,这位炮兵指挥官对战友说。随后他走回掩体,用牙齿咬掉手榴弹弦,然后将手榴弹抵在自己的胸膛上。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生命力。”这是该书的一个核心结论。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苏联历史问题的学者,我认同这一看法。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联从新经济政策向高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转变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一转变违背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超越了阶段,虽然依靠国家的力量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埋下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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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夺越南热带丛林堡垒奠边府的战役将持续到5月7日。但皮罗特已经预料到这片盆地将失守——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及其世界强国地位也将随之以失败告终。越盟——第三世界的一支解放运动组织——将令一支西方军队尝到失败的滋味。

莫德罗在书中多次发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他认为:苏联过去在工业生产中没有私有制,而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不存在,一切都属于国家,不属于任何个人。“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中的所有制问题。”在一切都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生产好坏和劳动者的利益关系不大,国家的经济、民众千差万别的需要完全取决于官员制订的计划。苏联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购买日用消费品的队伍越排越长,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体制的无效性。为了给自己的制度性缺陷辩护,斯大林发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理论,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短缺成了合理的。莫德罗把“未能建立社会主义自己特有的生产关系新模式”、“苏联的政治制度已经变形”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符合苏联的实际。苏联的生产关系不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斯大林主义的宗教裁判毫不留情地捍卫它所宣扬的学说的纯洁性。虽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其严酷程度有所减轻,但有一点没有变化,中央不仅垄断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掌握着特权,采取惩处和压制措施。这种体制压制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带来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腐败,造成了民众与政权的分离,不可能持久。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彼得留拉

“白人在亚洲完了”

苏共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最核心的是领袖至上和个人崇拜,这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也与马克思主义相悖。苏共一方面宣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一方面又把领袖神化。斯大林为了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先神化了列宁,再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接班人和最好的学生。“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例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这种‘民主集中制’能保障一个领导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由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抽掉了民主的内容,只剩下了集中,严重窒息了社会,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没有民主机制,正是苏联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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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完了。”早在皮罗特自尽的9年之前,一位名叫胡志明的独具魅力的革命家在河内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与此同时,今不如昔且在世界大战中惨遭折磨的法国却在巴黎梦想着恢复旧日的荣光。蕴藏着丰富原材料的印度支那在二战中被日本占领。在法国看来,它应该被重新纳入法兰西的殖民帝国,为国民注入新的自信。而此时驻守在越南北方的是将日军缴械的中国军队。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早就应该改革,赫鲁晓夫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首倡者,对此,莫德罗表示肯定,他在书中说:“由于赫鲁晓夫勇敢地站出来谴责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一举成名,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有些教条主义者却罔顾事实,认为社会主义的崩溃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在我看来,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成功的,从而结束了‘对人的神化’。”赫鲁晓夫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因而,他的改革并没有触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赫鲁晓夫“没有使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历史的遗憾,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焕发生机的良机。

民族军其实是“大杂烩”

迫于双方压力,共产党人胡志明与进军越南南方的法国人缔约。北越将作为“自由国家”留在法兰西联邦。

赫鲁晓夫没有根本触动斯大林模式,为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化提供了机会。“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发生像斯大林年代那样的大规模镇压,但类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蔓延到各个领域。一切社会决议由中央集权,生活完全官僚主义化,公民实际上像农奴一样受到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像在封建社会一样受到顶礼膜拜。”苏联僵化的模式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逐渐衰落,这种衰落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到八十年代初随着三位年高体弱的最高统治者相继离去,苏联的危机已很严重,这种模式不进行改革,其失败的命运是“注定”。

1914年爆发的一战,让瓜分乌克兰的沙俄和奥匈帝国均告崩溃,在世界大战中各为其主、互相厮杀的乌克兰军人突然发现失去效忠的对象,而组建自己的国家武装又很漫长。在一片混乱之中,1917年底,原俄国治下的乌克兰率先出现独立政权——中央拉达,它建都基辅,国号“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然而,与“白人”的条约没有维持住。在法军炮击海防港后,战争于1946年12月爆发。来自各国的战士加入了战斗——从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的殖民地战士,到德国的前党卫军成员和国防军士兵。参战的法国外籍兵团大部分由德国人组成。后来,投奔越盟的德国人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用德语喊话,要求外籍兵团的德国战士倒戈。

1918年初,站稳脚跟的苏俄支持自己在乌克兰的同盟者,另行建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决心用武力推翻中央拉达。乌克兰红军完全听从莫斯科指挥并得到有效的军援,将中央拉达打得一再败退。当时,中央拉达仓促组建的政府武装一一民族军,尽是一帮散兵游勇,他们的口号是“效忠乌克兰之前,要先效忠我们的肚子”。中央拉达的军事代表彼得留拉,好不容易从当时的基辅大学里招募一支步兵团,其实这不过一个营的规模,主力是稚气未脱的大学生,精神可嘉,但战斗力低下。此外,彼得留拉还跑到基辅郊外集中营,从还未释放的一战奥匈帝国战俘中瓢别出大批来自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他们独立意识强烈,且拥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总算让中央拉达有了底气。

奥地利人也曾为双方战斗。其中有左翼知识分子恩斯特·弗赖。他是胡志明的顾问之一。“越南曾是唯一我愿意为之流血的国家”,弗赖后来写道。但越盟越发强烈的极权主义色彩令这个曾逃离纳粹魔爪的维也纳犹太人不安。1950年9月,他和奥地利人格奥尔格·韦希特尔一道离开了早已成为冷战舞台的越南。美国为法国提供了80%的战争经费。1949年起由共产党掌权的中国也开始援助越盟——这一转折对在越南北方腹地构筑工事的游击队员有利。

然而,年轻的乌克兰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由于它是旧沙俄的工业和农业富集区,无论苏俄,还是德国、英法协约国甚至新独立的波兰,都希望在此获得主导权,结果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在大国的博弈中颠沛流离,好不容易积攒的队伍也屡次被打得落花流水。直到1918
年底,彼得留拉自任“乌克兰最高执政”,民族军才进入大发展的时代。到1919年初,纸面上的彼得留拉民族军拥有4万正规军以及10万地方游击队,看似不少,但其实是个“大杂险”,实际兵力往往不到几千人,而且部队控制在大大小小的地方头目手里,他们不肯离乡作战,有的在拿不到基辅的给养后干脆啸聚山林,或者投奔苏维埃红军。为了统管武装,彼得留拉将部队划分为几大军区,并竭力筹措资金进行援助和训练。

“整座堡垒从天而降”

为争取主动,彼得留拉在1919年l月请求协约国代为疏通,争取与邓尼金领导的俄国白卫军达成和解,以期共同对付苏俄和苏维埃乌克兰的红色武装,但一向以沙俄贵族自居的邓尼金并不买账,结果还没等红军动手,民族军就和白卫军杀得你死我活,落得个两败俱伤。中国人熟悉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大背景就是彼得留拉政权时代,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正是苏俄红军,而敌人恰恰是彼得留拉的民族军,他们在小说里被形容为“白匪”。

3年后,越盟的游击战策略已经令法军疲于奔命——这段历史以后还会在这块土地重演。最终,亨利·纳瓦尔将军决定,引诱越盟正面进行一场战役,以充分发挥法军的技术优势。预期中的胜利将加强法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毕竟,取得全线胜利在当时看来已经缺乏现实性。

卸掉俄国“枷锁”,又戴上波兰“笼套”

法军选择了不知名的奠边府。它坐落于越南西北密林覆盖的一座8公里宽的盆地中,邻近老挝边境。越盟从老挝获得补给。纳瓦尔下了大赌注——甘冒孤军作战之险。

就在各方势力在乌克兰境内激战正酣之际,一个新的“搅局者”出现了。1919年,波兰从旧沙俄和奥匈帝国废墟上重获自由,军政一把手毕苏茨基提出所谓“东欧联邦”的设想,即促成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建立“东欧邦联”,然后再同波兰结合成一个整体,波兰将在这个实体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协约国在东方的“代言人”。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注定要遭到东欧各新兴国家的反对,尤其乌克兰人很清楚,毕苏茨基的计划无异于让他们在卸掉俄国“枷锁”后,又戴上波兰的“笼套”。

1953年11月20日,第一批600名伞兵在此空降。数十架道格拉斯DC-3飞机每天运来新的战士和物资。法国令“整座堡垒从天而降”,作家朱尔·鲁瓦写道。为法国服役的军人在战役期间增至1.5万人。指挥官认为奠边府固若金汤。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这座“固若金汤的”丛林堡垒是死亡陷阱。

不管彼得留拉是否乐意,从1919年2月开始,波军就打进乌克兰西部,先后夺取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等重镇。恰在此时,苏俄也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由名将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指挥的苏俄红军和彼得留拉的民族军在乌克兰东北部展开决战,最后红军长驱直入,占领基辅。苏维埃乌克兰红军也向南发起攻势,夺取了敖德萨港,使彼得留拉与协约国的海上联系也宣告断绝。到4月上旬,乌军被红军压制到布罗迪附近极其狭窄的区域辅,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武元甲露出了微笑

这个传说流传至今:获悉法国人在奠边府落脚时,武元甲将军露出了微笑。这位前历史教师将在这片谷地亲自书写历史。他下令将重炮拆卸成零件,派数万越盟战士和平民——其中有女性和儿童——历尽艰辛用手推车将拆散的重炮经丛林小径运到奠边府。这是历史的讽刺:用来运输火炮零件的也有被改装的法国自行车。越盟战士据说可用手推车承载几百公斤的重物。

正如自己的榜样拿破仑那样,武元甲也擅长奇袭。这位杰出的战术家在1954年2月3日首先下令在附近开火——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从而偷偷修筑工事来隐蔽运上前线的重武器。当武元甲于3月13日架好重炮时,法国人在攻击假阵地的战斗中误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幸存者讲起当炮弹突然在阵地上爆炸时自己的惊惧之情”,德法双重国籍的记者兼外籍兵团战士彼得·朔尔-拉图尔后来在其畅销书《稻田中的死亡》中写道。奠边府在短时间内被包围,外围阵地相继失守。空运不足以保证法军的补给,尤其是因为游击队员拥有高射炮。后来有人将这场战役喻为“法国的斯大林格勒”。战斗一开始就有人倒戈。“真正战斗到最后一个地下掩体和进行白刃战的只有法国伞兵和外籍军团的战士,”朔尔-拉图尔写道。

陷于绝望的巴黎请求华盛顿动用战术核武器。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终拒绝实施“秃鹫行动”,而这也是因为伦敦不愿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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