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二战”日军宣布投降纪念日,哈尔滨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正式公布了研究成果“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集”。这是该中心专家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调阅并复制了美国掌握的731部队核心资料后,历时一年多整理而成。

中情局亲自上阵,做了出版商、印刷商、发行商,甚至评论家。

印尼总统苏西洛签署2014年第12号总统决定书,正式废除1967年第6号通告,把“支那”改称“中华”。这一改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

资料集背后隐藏着秘密。哈尔滨社科院专家杨彦君介绍,战争结束后,美日之间进行了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等核心数据。

《华盛顿邮报》4月6日在“国家安全”刊头下发表彼得·芬恩的长文,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解密的一百三十余份档案,追溯冷战期间,西方情报机构利用苏联文学禁书,策动反苏反共活动的一系列秘密行动。

印尼官方以“支那”蔑称中国,始于苏哈托执政时期。在此之前,印尼华侨一直自称中国人,将中华民国称为“中国”或“中华”。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以及1945年成立的苏加诺政府,也均以“Tionghoa”称呼中国。

正是在美军的操作下,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众多细菌部队成员没有走上法庭。这种审判缺失,为后来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日本对“二战”罪行的反思等都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为达此目的,特务们选中了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本国不获出版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用做宣传武器和破坏的工具。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零大屠杀”,其大略过程是:9月30日深夜,苏加诺总统卫队营长翁东中校等人,率部秘密包围了7位陆军高级将领宅邸,将其中6人打死,唯一人逃脱。10月1日上午,翁东发布全国公告,声称事件目的,是为保护苏加诺免受由美国中情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下午,陆军领袖苏哈托发动反攻轻松取胜,并公开指责印尼共策划了此次政变,且背后有中共支持。随后,苏哈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针对印尼共及华侨的大屠杀;

美苏争夺细菌战情报

在行动期间,中情局不仅是幕后的策划者,还亲自上阵,做了发行商,甚至文学评论家。

但迄今为止,印尼共究竟是政变的发起者,还是被中情局支持下的印尼军方“钓鱼”,档案尚未公开,仍是未解之谜;至于中共,中情局虽多方搜集材料,但其报告亦不得不承认:“应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

从哈尔滨市区南行大约20公里,来到平房区新疆大街21号,就能看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这个如今人人可以参观的历史遗址,在当年日军占领时期,却是神秘的军事禁区。以此地为核心,8公里半径范围内,飞机不能在上空飞,火车经过时也要放下窗帘,乘客不能窥视。

不过他们宣传的至少是一本好书。

“九三零事件”成为印尼官方对中国之称呼的转折点。1966年,印尼军方向苏哈托提出:“为了恢复使用国内外以及各种语言普遍使用的对有关国家及其公民的一般称呼,但主要是为了消除我国人民的自卑感,同时也为了消除我国国内有关居民集团的优越”,陆军要求“恢复使用‘支那人民共和国’一语以及‘支那公民’一语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公民”。随后,印尼官方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等,相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国侨民改称“支那侨民”。

走进陈列馆大院,能看到长达170米的731部队本部大楼,在731部队败退前被烧毁,解放后修复。本部大楼内展出了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供的有关鼠疫菌的“Q报告”。这是一份有关细菌实验的重要文件。这样机密的文件,当年美军到底是如何获得的?

1958年1月,英国情报机关将《日瓦戈医生》手稿的两卷缩微胶卷送到中情局总部,建议善加利用。美国人立刻为之心动。一封递送中情局苏联处处长的备忘录中写道:

中国政府亦立即做出回应,强调“‘支那’一词,是在印尼还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用来侮辱中国人民的用语”,指责印尼政府“为了煽动反华排华的种族主义情绪,不惜抄袭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这种肮脏语言”。④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苏开始争抢日军细菌部队的资料和人员。双方关心的是谁先把最新的武器情报弄到手。“当时是一个冷战的框架。”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长期研究日军细菌战的王选告诉南都记者。

“此书拥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原因不只在于其固有的信息和令人深思的本性,还在于它的发表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公民思考其政府错在何处,因为公认最伟大的在世俄国作家所写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竟然不能在他自己的国家,以他自己的语言,让他自己的同胞来阅读。”

尽管“支那”一词的“侮辱性涵义”,直到20世纪初才被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并普及给国人,但在此次事件中,“支那”一词最原始的古老涵义如何并不重要。苏哈托政府明言使用“支那”之目的,是为了“消除我国国内有关居民集团的优越”,意即充分了解“支那”一词,对当日之华人而言,乃是侮辱性词汇。中方的反应,则说明其同样切实接受到了这一侮辱性讯息。

事实上,苏联的行动给了美方巨大的压力。苏联出兵东北后,在关东军战俘中找出一百多名731部队成员。1949年年底,苏联在伯力对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单独审判,审判内容编辑成《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出版。“这本书在世界发行,西方国家认为是宣传。后来看内容是可信度很高的。”王选说。伯力审判进行了六天,12名日本军官受审,但判决轻微。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只判了25年徒刑。

此番有关中情局秘密印刷《日瓦戈医生》的解密档案超过一百三十份,详细记录了行动规划的细节,包括怎样将此书送达苏联人民手中,怎样推动该书在人民中间不断传阅,涉及莫斯科和苏联阵营其他国家的多个城市。

因“支那”一词,自60年代以来,中国与印尼之间冲突迭生。譬如:1967年3月,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在邀请中国大使的请柬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华民国”。在大使馆表示严重抗议后,再次送来的新请柬上,却将中国改称为“支那人民共和国”。中国大使馆就此照会印尼外交部,指责印尼“甘当美帝国主义走卒”,“狂妄地篡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这真是荒谬之极,愚蠢透顶”。

苏联还审讯了在日本被美军控制的731部队成员。1947年3月21日,华盛顿联合参谋部回复麦克阿瑟的电文,准许苏联审讯美国掌握的细菌战专家,“但必须指示日本专家不得向苏联提及美国在这个方面的问讯情况。”

该局秘密出版了两种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硬皮精装本在荷兰印刷,而纸皮本的印装地点就在中情局总部。

在两国交恶的冷战背景下,中方的抗议无济于事,印尼内阁干脆明确发布通告,宣布以“支那”替代“中国”和“中华”,并谓理由有二:一是历史原因,二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喜爱那个字眼”。此即所谓的“1967年第6号通告”。⑥同年10月,印尼宣布与中国断交。在被侮辱性地变成“支那人”后,印尼华人还被禁止使用中文名字、不允许过中国节日、关闭华文刊物。印尼官方甚至设立“支那问题统筹机构”,监视华人行踪。

苏联后来把俘获的日军细菌战技术人员运到了莫斯科。“苏联细菌战研究中心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建筑也是按照731部队的图纸建立起来的。”王选告诉南都记者。

解密文件显示,出版和发行工作由中情局苏联处具体执行,局长艾伦·杜勒斯监管,并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行动协调小组的批准,后者负责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行动协调小组管控秘密计划,并授中情局以“开发”《日瓦戈医生》的专权。

此种不正常的歧视性称呼,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1990年,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在谈判中,对中国如何称呼,成了一个难题。彼此协商的结果,是中方不再坚持要求印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各退一步,统一采用英语中的“china”一词。此后,在印尼的官方文件中,绝大部分统一称中国为“china”,而不再称“Cina”。

来自苏联的情报竞争,是促成美军与731部队达成交易的重要因素。

文件记录显示:“美国政府之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暴露。”

但印尼民间对“Cina”的使用已形成习惯,更改本就不易,更何况:一者,印尼当局并无文件要求民间更改称呼;二者,新一代的印尼华裔后人绝大多数已不了解“Cina”一词在历史上所承载的侮辱性涵义。所以,大多数场合,印尼人仍习惯性地在使用“Cina”一词称呼中国,甚至连媒体亦不例外,如2002年,印尼总统梅加瓦蒂访华期间,
大多数印尼媒体仍将中国称为“Cina”,只有《爪哇邮报》使用了“China”。

石井四郎积极配合调查

这批秘档是应彼得·芬恩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的彼得拉·库维的请求解密的。

美军对日军细菌部队的关注较早,行动迅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731部队另一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战争结束被扣留到中国南部地区,押解到上海。但在中方没有确认北野政次的罪行之前,美国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美国专门派飞机把他从上海的监狱提到了日本。”金成民说。

“冷战期间,中情局喜爱文学——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书就是武器,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苏联或东欧不可得或被禁了,就能用作宣传,以挑战苏联所宣传的现实。冷战期间,多达一千万册图书或杂志作为政治战役的一部分,通过铁幕后的特工秘密分发。就此而言,《日瓦戈医生》实在是中情局的一个黄金机会。”

战后,在日本的美军陆续收到了日共等提供的多种日军细菌部队的情报。1945年9月,美国迪特里克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了731部队情况,写成《桑德斯报告》,获悉了细菌战实验、野外人体实验等关键情报。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既是史诗性也是自传性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书中所怀念的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乃万恶的旧社会。因此,1956年,《日瓦戈医生》在国内被退稿并遭到批判后,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转递意大利左翼出版商吉安贾科莫·弗尔特里奈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后者顶住了苏共和意共的多重压力,于1957年11月在意大利出版了这部小说的意文译本。

美方并非一开始就想与日军细菌战部队达成交易。1946年1月6日,美国国防部的意见是对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应予以逮捕并审问”。

华盛顿的苏联专家们很快看懂了莫斯科为什么憎恶此书。1958年7月,中情局苏联处处长约翰·莫里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1946年2月,美国汤普森中校对石井四郎进行询问。当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始,石井四郎有走上审判席的可能性。哈尔滨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专家杨彦君的《掩盖与交易:二战后美军对石井四郎的调查》分析,石井四郎短期内就积极配合汤普森调查,应是得到了“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来使用”的某种暗示。

“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思想——即人人有权享有个人生活,应该作为人受到尊重,而不论其政治忠诚的程度,对国家贡献的多少——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人人要为共产主义制度牺牲的苏维埃道德的挑战。”

美军与日军细菌部队达成交易的前提,就是细菌部队成员免于被起诉。1946年4月,美军掩盖日军细菌部队的意图已经明朗。东京审判首席战犯检察官基南未对石井四郎等人提出犯罪起诉。

在意文版出版后不久,便有中情局特工建议:

1947年4月17日,美军参谋二部发给盟军总司令部法务局的函文,针对细菌部队的调查谈到,“未获得参谋二部的许可,不得采取继续旨在追加起诉的调查或公布调查内容的行动。这是最高司令官以及陆海空三军参谋长亲自下达的命令。”最高司令官指美国总统杜鲁门。

“要最大限度地出版各语言版本的《日瓦戈医生》,以求最大限度地在自由世界发行与喝彩,并考虑[促成]诺贝尔奖这样的荣誉。”

美军掩盖日军细菌部队的目的即顺利获取核心数据。1947年5月6日,远东司令部给美国国防部发了一封急电,提及“到目前为止,通过问讯,利用日本对苏联的畏惧以及同美国合作的愿望获得了报告书。大部分资料包括珍贵的人体实验、细菌战技术资料,以及细菌战毁灭农作物的研究资料,或许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那些不希望遭受战争罪行审判的日本军人那里获得。”

2007年,读书报曾刊文《中情局暗助〈日瓦戈医生〉出版?》,报道俄国作家伊凡·托尔斯泰宣称,西方特务机关在1957年一手导演了《日瓦戈医生》俄文版在西方面世,以使此书符合瑞典学院关于作品必须以原文出版的规定,为帕斯捷尔纳克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扫清了道路。

托尔斯泰在所着《被洗过的小说》一书中声称:“我毫不怀疑,在确保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中情局起了关键作用。”

至于中情局为什么要这样做,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是为了让苏联政府丢人现眼,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们毙掉了一本多么优秀,多么充满人性光辉的作品。

但芬恩和库维检索解密档案,未发现中情局印刷俄文版《日瓦戈医生》是为了帮助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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