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所建的东汉,除了《汉书》和《论衡》之外,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什么光彩的事迹,却由于外戚和宦官为祸之惨烈成为此后各朝的前车之鉴。党锢之祸就是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争权夺利造成的。东汉桓、灵两帝年间,发生两次党锢之祸,正直士人和太学生受到极大打击,影响深远。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使宦官很害怕,于是出手镇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必然退隐山林。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读书人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耕田里,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学中数以千计的学生十年寒窗而无用武之处,他们有感于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太学遂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桓帝永兴元年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乃国之栋梁。如非判刑不可,则我等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慑于群众压力,只好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等人向其敲榨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坐视对手宰割,他们伺机反扑。“张成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他们动手的借口。张成知道皇帝将要大赦,就指使儿子趁机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杀之。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之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时为延熹九年。结果,李膺、范滂等200多人被捕。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就上书力谏桓帝赦免党人,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皇帝权衡利弊,不得已于永康元年赦免200余人,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到此结束,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耀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下士大夫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他在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成百人因此受牵累而家破人亡。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考察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使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党锢事件的发生,使得正直之风顿熄,奸佞之气陡长。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以争取民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平元年,灵帝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但要基已乱,民心已失,汉王朝的灭亡近在眼前了。

清军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安抚投降的明军将领,先后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分别镇守云南、福建、广东三省,此即为清初“三藩”。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后来降清。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其南征北战,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因功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对下鱼肉百姓,对上与中央政府抗衡。
1673年,康熙帝下撤藩令,欲解除三藩兵权。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欺骗人民,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等据广西反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据四川反叛。
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据广东反叛。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吴三桂等人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康熙力排众议,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拢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
康熙下令剥夺吴三桂“平西王”的爵位,杀其子吴梦熊于北京。军事上迅速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讨伐吴三桂。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安西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康熙玄烨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同时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甚至杀害了陕西经略莫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清廷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
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但这一招并未起什么作用,他坐困衡州,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
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恢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康熙十九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云贵悉平,“三藩”叛乱至此结束。

秦始皇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和骄傲,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空前绝后的大英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一统天下的人,是皇帝称号的发明者。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侵犯中原,焚书坑儒终结了百家争鸣,也为汉朝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埋下伏笔,郡县制更是奠定了东亚大陆大一统的基础。
秦始皇姓嬴,名政,为秦庄襄王之子,13岁即被拥立为秦王。8年后,在蕲年宫举行加冕礼,亲理国政。此后,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等一系列政策,选贤任能、厉兵秣马、富国强兵,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公元前230-221年,历经10年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等诸侯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秦始皇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有的主张用“帝”,有的主张用“皇”,这主要来自远古的三皇和五帝传说。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容易导致天下大乱。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秦始皇为了将大权集于一身,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还要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秦始皇对中央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改革。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在地方实行郡县制代替夏商周时代的分封制,这两项制度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建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东到辽东,长达万里。
为消灭战争,杜绝人民群众的反抗,秦始皇下令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以防作乱。又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宽达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既便于监视,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同时,秦始皇还改革并统一了原来混乱的度量衡和货币,汉字也得到了统一,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
秦时的疆域异常辽阔,北到长城和阴山,南到南越,即现在的岭南地区。秦还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进行管理,疆域的西界是陇西,东则延伸到了辽东。
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折,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凡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最后只留下关于农业、卜算和医药的书籍。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进行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
只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最后抓到460多人。秦始皇下令一块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
秦始皇的文治武功到此遇到严竣的挑战。秦始皇在修建长城之外,又大兴土木修建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和庞大的骊山陵墓。这些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数百万人参与服役,而当时秦国的人口总共不过两千万。几个庞大的工程就足以毁灭这个国家了。
秦始皇去世1年之后,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贫苦百姓纷起响应。秦王朝仅存在15个春秋,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纵观秦始皇的一生,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功绩不可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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