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后,唐朝成为第二个有名的宦官专权的朝代。与东汉相比,唐朝宦官专权更为严重,他们的势力也更为强大。天子式微,阉人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掌握禁军,把持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官操纵。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唐宪宗、唐敬宗更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前备受宦官之辱,无力反抗,经常涕泪沾巾。因此,他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力图根除宦官之害。由于宦官掌握禁军,结果功败垂成。因为此事发生于皇帝召集百官观赏甘露之时,故史称“甘露之变”。
大和元年,文宗即位后任命宋申锡为宰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任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以清正廉洁,不结朋党着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日下、朋党骤兴之际文宗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泄露机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候豆卢着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万全之策。大和八年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灭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10月21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住,命宰相、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人看后奏称,不似天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止。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500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500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1000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舒元舆、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500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更加专横,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
宦官专权反映了皇权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出封建专制政权的弊端。皇帝英明神武,则为太平盛世;皇帝昏庸无能,后果即不堪设想。唐朝中后期朝政为宦官把持,皇帝的废立也为宦官控制。只要皇帝稍微有所作为,或者不与他们合作,就会有被废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还能不灭亡吗?

北宋司马光着《资治通鉴》,是从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始的。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分野,其意义非同一般。韩、赵、魏三家本为晋国大夫,各据一方,成为诸侯,战国七雄至此稍具雏形。大夫称诸侯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封建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原为晋国的大夫,后来势力渐大,以至最后取代晋国公室,各自独立为诸侯。此即为三家分晋,它成为战国开始的标志,晋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教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公卿、大夫之家。
晋中期以后,卿位一直由19个卿大夫之家所占据,居卿位的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这十几个卿大夫家族在晋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到春秋晚期,他们互相吞并的结果,只剩下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卿大夫家族,就是所谓的六卿。
公室与私家的斗争,是旧贵族与新兴势力的斗争,旧贵族被消灭对晋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在与旧贵族斗争的同时,新兴势力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新兴势力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革新措施,但实行的程度和方式各家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起来,与韩、赵、魏发生战争,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许诺在战斗中立军功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10万亩,庶人及工商业者可以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所以军队士气很高,终于大获全胜。
公元前490年,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出了晋国。赵简子把邯郸据为己有,其他地方为晋公室所有。公元前485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起来要瓜分原先属于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晋出公不肯,四家就赶跑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自己控制了政权,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智、韩、赵、魏四家成为晋国最强大的势力。
当时四家的当权者分别是智伯、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智伯最为强大,晋国政事多由智伯作主。他想独吞晋国,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便采取削弱其他几家的办法。他以奉晋君之命,准备攻打越国为名,要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来给晋室,其实是要归他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都如数交出了土地和户口,而赵襄子则拒绝了智伯的要求。于是智伯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了赵家后,把赵家的所有土地和户口由三家来平分。
公元前455年,智伯率领中军,韩氏的军队为右路,魏氏的军队为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就跑到晋阳去,以晋阳为根据地与三家对抗。晋阳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民心归附,对赵襄子很有利。
智、魏、韩三家的兵马,把晋阳围住,而赵氏的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使敌方难以攻下,双方相持了近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城墙差几尺就要全部被淹了,粮食没有了,就交换孩子来吃。臣僚们也出现了离心倾向,礼节怠慢,形势很危急。赵襄子就派相国张孟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这时晋国完全衰弱,畏惧权臣,反向韩、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于是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把绛城和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
此后,韩、赵、魏就称为三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韩哀侯、赵敬侯、魏武侯联合灭了晋国,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把晋当时的国君静公废为百姓,晋完全为韩、赵、魏三家所取代。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向来有“金杨家、银呼家”的说法,说的是北宋初年宋朝军民抗击契丹侵略的故事。杨家三代镇守边关,保家卫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称之为“金杨家”的确是实至名归。杨家将一代接一代地为保卫祖国恪尽职守。他们的事迹不断进入传说、故事、戏曲舞台和影视剧中。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元之际,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家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用小说评书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杨家将英勇战斗、牺牲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和感人。
提起杨家将,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杨令公杨业。杨业从小就擅长骑射,爱好打猎,武艺也高,每次打猎,收获总比别人多一倍。他对同伴说:“我将来带兵打仗,也会如同猎鹰追逐野兔一般。”
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弱冠之年便入事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任侍卫新军都虞候。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深感刘氏厚遇之恩,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与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仁美共同担负起了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实际上,潘仁美只是挂了个虚衔,重担全部压在代州前线杨业的身上。
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6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称杨业为“杨无敌”。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杨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书封好交给杨业,表示对他的信任。
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执意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仁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云等四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就不战而溃,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权利向潘、杨部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四州百姓立即迂回代州。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时刻,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军队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先和主帅潘仁美却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争功,硬要杨业率兵去打寰州。王先说:“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杨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先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气忿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完成好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遵命前往。”出发时,杨业流着眼泪对潘仁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会全军覆没。”说罢,杨业就率兵出发了。经过两场恶战,因寡不敌众,杨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时,王先、潘仁美却率军早已离开了谷口,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虽然他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他的儿子七郎也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
史书上记载,杨业的儿子除延玉外,还有延朗、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
杨延朗后改名延昭,人们称他为“杨六郎”。他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也是北宋王朝的名将。杨延昭儿童时代受到父亲的熏陶,十分爱做军事游戏。杨业常对人说:“这个孩子最像我。”每次打仗总要带他上阵。战争中,杨延昭很快锻炼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雍熙三年,杨业率军北伐应、朔,派杨延昭任先锋,与契丹军在朔州城下激战。延昭被乱箭射穿了手臂,但他毫不介意,更加拼命地与敌人厮杀。宋真宗咸平二年冬天,契丹军又一次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宋军节节失利。这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在契丹围攻之下,遂城城小无备,人人危惧。杨延昭泰然自若,率士兵登城固守,毫不慌乱。他让士兵在城墙上浇水成冰,使城墙变得又坚固又光滑。契丹军攻城不下,只好绕道去攻打别处。在杨业死后,杨延昭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继承和发扬了杨家“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
杨家将的第三代是杨文广,他是杨延昭的儿子,也是宋代一名边防名将。在宋仁宗时期,他先后在河北、陕西边境做过镇守将军,有力地抵御了西夏国对中原地区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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