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禄山在唐玄宗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史思明为安禄山手下的主要将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主要就是由他们两人挑起的。
唐朝本来实行的是府兵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士兵平时耕田,战时出征。这种兵制的实行可以有效地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为乱国家。但到了后来,情况渐渐发生变化,由于均田制日益解体,府兵制已无法维持下去,遂为募兵制所代替。于是出现了节度使这一官职,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种下了唐朝中后期一百余年及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祸根。
节度使自唐睿宗时,仅是统领边防军镇的临时职务。唐玄宗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将唐初实行府兵制的初衷遗忘得一干二净,把边疆的节度使增为十个。此时的节度使不仅管理军事,还兼管本道民政及财政,权势日重。唐玄宗统治后期,朝廷政治败坏,中央军备空虚,天宝元年,全国兵数为五十七万四千余名,边兵竟占四十九万,外重内轻、尾大不掉,几成崩溃之势,安禄山即趁此良机起兵叛唐。
安禄山于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十年后身兼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他洞悉长安朝廷腐朽、实力空虚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遂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或被擒杀。叛军军锋迅速指向洛阳,唐玄宗派遣大将封常清到洛阳募兵六万,这些兵未经训练,很快被叛军击败,洛阳失陷。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辞,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废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令部将史思明讨伐河北。
洛阳失陷后,常山太守颜真卿起兵讨伐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自发组织队伍,抗敌自保。此时唐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出师河北,屡获胜利,河北的民众武装也参加到郭、李军中;河北十余郡多杀叛军守将,重树唐朝大旗,切断了安禄山军队前后方的联络,使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军心动摇,安禄山甚至想放弃洛阳逃回老巢。唐朝本有平息叛乱的希望,但杨国忠猜忌驻防潼关的哥舒翰,不采纳他关于据险坚守以待敌内变和由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北取范阳覆敌巢穴的建议,怂恿玄宗促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于十五年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结果大败,潼关陷落,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行至马嵬坡,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死杨贵妃。马嵬民众遮道留玄宗,玄宗不从,太子李亨留下,遂即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同年七月,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
安禄山遣部将孙孝哲入长安,自己仍留洛阳。在长安滥杀安禄山仇视的政敌及其家属,把投降的官僚迁到洛阳,授以官爵。又大肆搜括民财,弄得民间骚然不安,百姓日夜盼望唐军的到来。他们时常杀叛军官吏,遥应官军,使叛军穷于应付,连长安西门以外都控制不住。叛军将领日夜纵酒,专以声色财贿为事,已无进取之意,致使唐军得以重整军备、调集重兵。
在此前后,唐将鲁炅守南阳、襄阳,阻挡了叛军向江汉地区侵扰的道路。张巡、许远合兵苦守睢阳十月,保卫了江淮地区。唐军因此赢得时间,并得到江南物资的源源补给。
长安失陷后,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自河北至灵武,壮大了朝廷声势。河西和北庭、安西节度使的兵也来会合。唐廷又得到回纥、于阗及西域诸族的援助。至德二载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李光弼坚守太原,屡败敌军;郭子仪收复河东郡,解除了侧面敌人的威胁,为收复两京做了战略的准备。同年九月,广平王与郭子仪统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自凤翔出发,攻克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此时,留在范阳的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制约,以所统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但朝廷对他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事泄,史思明遂反,与安庆绪遥相呼应。眼看就要扑灭的战火又重新燃起。
乾元元年九月,唐派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兵二十余万讨安庆绪,声势虽大,但无统一指挥,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辖之。初期还有进展,包围邺城。次年三月,史思明率兵来援,唐军六十万众溃于城下。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与唐军相持。此后,唐将郭子仪等被解除兵权。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攻洛阳失败。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十月,唐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次年正月又逃往范阳,为其部下所拒,穷迫自杀,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至此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清朝初年,初入中原的清王朝内部夺权斗争非常激烈,结果留下了三大历史疑案,分别为:孝庄皇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顺治皇帝有没有出家为僧?雍正有没有篡夺皇位?其真相究竟如何,外界一直众说纷纭。
清朝覆亡之后,后人依靠珍藏的清宫档案,方才部分揭开了三大疑案的真相。
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
史学界持孝庄皇太后曾下嫁多尔衮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清初典籍在顺治初年时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而顺治五年,则尊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在顺治廷议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一条。第二条,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皇太后病重时,对康熙说,因自己不忍远去,希望在孝陵附近选择墓地安葬,“则我心无憾矣”。按照清代的丧葬习俗,孝庄死后应该与顺治的父亲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昭陵,孝庄要求单独葬在北京孝陵附近,有悖清朝礼仪。部分专家认为,这种违背清朝帝后丧葬制度的做法实际暗示,下嫁多尔衮的孝庄皇太后自觉无脸见清太宗皇太极。
从现存的档案材料上看,“太后下嫁”一说,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另从时间等逻辑顺序上分析,也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清宫秘档》采用了“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的说法。
虽然满族曾有“妻后嫂”、“妻后母”(即兄长死后弟娶其嫂,甚至父亲死后,子娶其父配偶)的习俗,但入关后,满人的习俗也会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而改变。至少从满族入关后的文献中看,没有继续沿袭这一习俗的记载。
“太后下嫁”说的主要依据是明朝遗臣张煌言所作的十首《建夷宫词》中的一首,词中曾如此描述:“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许多年来,后人因诗论事,这首诗成为后人议论太后下嫁的重要证据,但亦只不过是孤证而已。
明朝遗臣张煌言“作为一位力图反清复明的汉人,根据一些传闻做诗言志,嘲讽清廷,反映自己的一些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依据《清实录》,孝庄是在顺治十年慈宁宫修葺一新之后才搬进去的,所以如果根据张煌言诗,孝庄要在慈宁宫办婚事,应在顺治十年以后,而多尔衮早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所以,从时间上推断并不合理。而另据《清实录》中记载,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有过一次大婚,他娶的是自己的政敌、顺治的大哥豪格的福晋——博尔济锦氏。因为豪格与多尔衮有矛盾,被多尔衮逼死后,多尔衮娶了豪格之妻,免不了兴师动众一番。又据考证,《建夷宫词》正是作于顺治七年,可见此事与多尔衮娶博尔济锦氏有密切的关系。”张煌言可能是移植了民间关于这次大婚的传闻。
顺治出家为僧
虽然从史料上看,董妃辞世之后,顺治皇帝与佛家弟子联系密切,也确有出家为僧的念头,但大部分明清史专家认为,顺治皇帝是因出痘病死于宫中。
《清宫秘档》也采用了“顺治病死于宫中”的说法。从顺治的《起居注》看,顺治皇帝一直有长期的服药记录。
在《平圃杂记》中也有关于皇宫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的记录,记载顺治是因病而逝——顺治十七年底,顺治染上天花,礼部奉旨宣布免去元旦大朝庆贺礼。正月初二,顺治为祈求佛法庇佑,亲自把最宠爱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悯忠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初五日,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全部撤去。接着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下令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初七日夜,顺治死于养心殿。
关于顺治是否出家的一个疑问主要在于:清朝早期实行火葬,但火葬顺治遗体的记录未见于《清实录》中。不过,虽没有火葬的记录,但有关于安放顺治宝瓶的记录。由此看来,顺治出家的可能性较小。
雍正夺嫡
雍正如何获得皇位是清初三大疑案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疑案。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雍正皇帝作为康熙指定的继承人正常继位的;一种则认为雍正篡夺了皇十四子的皇位;还有一种是说康熙皇帝并没有指定谁做继承人,只是雍正当时掌握了兵权,控制了局势,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雍正王朝》里采取的是合法继位说。
在篡位说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盗名改诏说”。说雍正将康熙遗诏中的“皇位传十四子”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这是有些不正确的。清代制度中,皇子前一定要冠一“皇”字,如皇四子、皇十三子,故遗诏原文应为“皇位传皇十四子”。若雍正篡改成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语意不通,一下子就会露出马脚了。且传位给谁应使用“于”字,清朝时的“于”、“于”两字并不通用,雍正拿出这样一份破绽百出的遗诏,有谁会相信他呢?另外,按照清朝惯例,重大文书都必须“满汉合璧”,既用汉文,又用满文,雍正自然无法同时篡改满文与汉文。这一说法自然不可靠,但虽然是捕风捉影,却也暗示雍正篡位的可能性,只不过民间所猜测的具体过程难以自圆其说而已。
但若说雍正是合法即位,就连雍正自己也说得不清楚。康熙弥留之际,雍正人在哪里?几时来到康熙身边?当时情况如何?有谁在场?雍正的说辞也是反反复复,令人质疑。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会传位给雍正,乃是因为康熙喜爱雍正的儿子弘历。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康熙的确可能因为弘历而增加了对雍正的偏爱,历史上也有过这种例子。明代成祖立仁宗为太子时,就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仁宗的儿子即后来的宣宗。但反过来说,康熙爱屋及乌的说法也有可能是脱胎于此,乃是支持此说者多作想象,穿凿附会,不见得与事实相符。
《清宫秘档》依据档案馆保存的继位遗诏,采用了雍正是自然继位的说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保存着这件诏书,诏书满汉合璧,在汉文书写的“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联登极,继皇帝位”,旁边还有意义相?穆?摹宫廷档案也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依靠档案终归比凭空猜想更可靠一些。疑案终归是疑案,即便有了宫廷档案,我们仍然无法断定事实究竟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他代表着民族正气,代表着宁死不屈,代表着斗争到底。他高唱着正气歌离开人世,走完可歌可泣的一生。他就是宋朝状元文天祥。
文天祥21岁参加殿试,作“御试策”,提出改革方案,显露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理宗皇帝从601名进士中钦点他为状元。可惜的是,南宋王朝正值风雨飘摇之时,已经无可挽回。强大的蒙古军虎视眈眈,南宋的灭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就是在这种危难时刻,文天祥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满腔热血、一身正气投身于保卫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最终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正气之歌,名留青史,鼓舞着千千万万有血性的好男儿。
1259年,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古大汗蒙哥率西路军入川,攻占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南宋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暂保一时平安。贾似道转而谎报前线大捷,被理宗加封卫国公,再度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弃贤人用奸佞,的确是末世之兆。
忽必烈北归取得汗位,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率领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恰在此时死去,年仅4岁的赵隰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不久出任平江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隔岸观火,既而又临阵脱逃,致义军五百人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临危受命,受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历经千难万死,辗转抵达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逃往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十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淮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为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元军水陆并进,发起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到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次年正月,被移上海船,经珠江口零丁洋时,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丹青”,以明不屈之志,成千古绝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录此诗作为答复。
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北上,于至元十六年。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文天祥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自去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词,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均安之若素。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仍不改变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身在狱中,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被视同珍宝,狱中的元朝军官士兵也常请他讲古人事迹。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答以“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在柴市慷慨就义。
文天祥遗着有《文山先生全集》。他前期的诗文多应酬之作,比较好的诗也只表现了隐逸的志趣,或带有感伤哀愁的情绪。赣州起兵以后,风格为之一变,诗词散文都悲壮刚劲,感人至深。他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遭遇,用诗词逐事记录,把从镇江逃出元营后的记事诗,编成《指南录》;又将被俘以后所作,编为《指南后录》;在狱中又集杜甫诗句,成《集杜诗》二百首,历述“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抒发亡国之痛。其他作品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尤为数百年来传诵不绝之作。
当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的时候,南宋已经灭亡。此时坚持不降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文天祥没有屈服。他是明知不可而为之,是以一身之死警醒后人,以一人之命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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