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宗教时常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并非在所有时期的宗教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佛教也屡遭排斥。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地位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四月,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
武宗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虽然如此,武宗灭佛仍然可称为寺院势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如果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那么孙子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军事家;如果说《孙子兵法》排第二,那么就没有哪一部兵法敢自称第一。
孙武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贵族家庭出身为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使他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尚、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些对少年孙武军事能力的熏陶与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以展现自己才华的念头。
孙武认定吴国是他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孙武逃奔到南方的吴国。吴王阖闾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即位后,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继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吴王不信,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
周敬王四年,吴王阖闾亲自召见孙武。孙武见了阖闾,便把自己所写的13篇《孙子兵法》呈给阖闾看。阖闾每看一篇,都拍案叫绝。吴王欲试孙武用兵,对他说道:“先生所着兵法十三篇,我都拜读过了,那里面所谈,甚是精妙,不知您的理论,可不可以拿来实地操练一下”孙子答道:“当然可以。”阖闾又说:“可以就近调我的宫女来演练吗”孙子回答:“自然可以。”于是阖闾调出宫女一百八十人交他操练,孙武将宫女编成两队,并以吴王两个宠姬分任两队队长,然后要她们全体持戟,准备操练。
孙武向她们发令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回答:“知道!”孙武号令她们:“我发令向前,你们就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后,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号令交待清楚,便陈设出斧钺等刑具以示警诫,又“三令而五申之”,反复说明。于是击鼓传令向右,宫女们都大笑起来,孙武对宫女们说:“约束不明,号令不熟,这是将领的过错。”又交待好几遍,然后击鼓传令向左,宫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既已交待明白,却不依号令去做,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要斩两位队长。台上观看的吴王见要斩他的爱姬,大吃一惊,忙派人传令:“我已经晓得将军善用兵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我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他们。”孙武说:“我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依次用后二人为队长,再击鼓操练,向左向右,上前退后,跪下起立,无不符合命令和纪律要求。这时,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队伍已操练整齐,大王可以过来看看,听凭大王怎样使用他们,即使叫他们赴汤蹈火,都是可以办到的。”吴王知道孙武的确善于用兵,就任命他做了将军。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治军理国,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军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继而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时机未到,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战法来骚扰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过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进攻楚创造了条件。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蔡、唐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翼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里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油弃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着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到达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乎灭掉楚国。
在吴王北上与齐晋争霸的斗争中,孙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此后,孙武隐居,不知所终。
孙武之所以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为后世奉献了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兵家圣典《孙子兵法》。这薄薄的一部书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是尚武崇智的齐文化孕育的奇葩,同时也是孙武智慧的结晶。《孙子兵法》不但成为许多国家的军事指挥员们在战场上角逐胜负的指南,而且已登上了一些国家的最高“殿堂”,成为他们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在非军事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其中所包蕴的智慧,真可谓“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中国历代皇帝只有朱元璋出身贫民,但也正是他杀戮功臣最多,刀锋所及,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他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方才取得皇位,贵为天子,富甲天下。这位贫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苦,而是穷到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全家9口人,一次饥荒就饿死了5口。家里养不起,朱元璋17岁时去皇觉寺出家,谁知三个月后寺里也揭不开锅。他只好走出寺门,成了云游僧人,开口化缘,云游四方。云游僧和穷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他尝尽了人们的白眼,饱受了世间的饥寒。
贫苦的出身,使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他在即位后,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垦荒,鼓励生产;大修水利,轻役薄赋;清查户口,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朱元璋以谋反起家,猜疑心极重,深恐有一天自己的江山也断送在反贼手中。为此,他挥起屠刀,先是大肆屠戮开国功臣,杀得人们胆战心惊。继而又妒贤嫉能,杀害有才能的贤臣明士。再往后,连普通百姓和士人也不放过,只要犯了他身世的忌讳,就格杀毋论;只要引起他的怀疑,就绝不放过。
洪武六年,胡惟庸当上了丞相。胡惟庸一意孤行,专权擅断,国家大事私自处理,不向朱元璋报告。看到内外各衙门的报告中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他就擅自扣压下来,不转呈朱元璋。他的儿子骑着快马在闹市上横冲直撞,不小心摔了下来,跌死在一辆路过的货车前。胡惟庸迁怒于拉车的人,把他抓起来杀掉泄愤。朱元璋大发脾气,要他为车夫偿命。胡惟庸连连谢罪,承诺出钱抚恤死者家属。朱元璋放了胡惟庸一马。但胡惟庸本已蓄有异心,这件事发生后,他更加紧了阴谋活动。
洪武十三年的一天,胡惟庸向明太祖朱元璋禀告:“臣家住宅后院有一口井突然涌出泉水,味道甘甜如酒,这真是国家的祥瑞!请陛下驾临观看。”朱元璋答应了,带着一群官员出皇宫西华门向丞相府进发。丞相府离西华门不远,宫内有一个守西华门的太监叫云奇,已探听到胡惟庸图谋反叛的消息,只是还没找到机会向朱元璋告发。他一听说朱元璋要到丞相府去,就急急忙忙跑去阻挡。他气喘吁吁地赶上队伍,顾不上礼节,冲过去就抓住朱元璋的马缰绳。云奇本来说话就有点大舌头,加上心情一紧张,更说不清楚。朱元璋一向明令禁止宦官干预宫外的事情,又恼火他冲撞了自己的出行,喝令左右把他扯下去责罚。一时之间,挝捶乱下,云奇被打得奄奄一息。他挣扎着用手指着丞相府的方向,朱元璋猛然明白过来。忙返驾回宫,登上皇城高处向西华门外的丞相府俯视,发现府内埋伏着很多披甲带刀的壮士。他紧急调遣锦衣卫,把胡惟庸抓了起来。胡惟庸受到抄家灭族的处置,牵连而死的,有三万多人。
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的事为借鉴,决心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之职;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朱元璋实际上是以皇帝的身份又兼任了宰相,独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
在废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利在兵部尚书手上。但不管是都督府,还是兵部,都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带兵的统帅。这样,军权也被皇帝牢牢控制住了。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文武全才,深受众望,曾任大都督,后来被朱元璋加上一个“亲近儒生,胸怀怨望”的罪名,鞭打至死。
对自己的亲侄儿尚且如此,对其他的功臣更是大开杀戒。魏国公徐达是开国功臣第一人,又是朱元璋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为人老成持重。朱元璋找不出任何岔子整他,但就是想要他的命。洪武十八年,徐达背部长毒疮,患这种病的人,最忌吃发物。朱元璋却派官员到他府里赐蒸鹅,徐达老泪纵横,当着官员的面吃下蒸鹅,几天后,毒发而死。另一个朱元璋童年伙伴信国公汤和,眼见一个个功臣不得善终,主动提出解除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知他庸庸碌碌,况且年老体衰,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就许他回乡养老,算是格外开恩。
蓝玉则是一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骁将,因屡立战功,被朱元璋比为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封为凉国公。但在他回京上朝的当天即被捕,第三天就被处死。以后又是一连串的滥杀。这一次快刀斩乱麻,两个多月,就杀了1万5千多人。
开国元勋功高盖主,倘不知功成身退而遭杀戮,还可说朱元璋为后世子孙、江山社稷着想,而对一般官吏儒生的任意杀戮就有些莫明其妙了。朱元璋当过和尚,又是造反起家,所以,特别忌讳“僧”与“贼”一类字眼。臣下的奏章、贺表里,明明是拍他马屁的“睿性生知”、“体乾法坤”、“作则垂宪”、“天下有道”等话语,在他读起来,却变成了“僧智”、“发髡”、“作贼”、“有盗”,有关的人统统被杀掉,官员个个胆战心惊。
朱元璋有个下意识的习惯,心里一想杀人,两手就把腰间的玉带揿到肚皮下面。满朝官员一看到他这个动作,就会吓得面无人色。朱元璋坚持早朝制度,朝官天不亮就得起床梳洗穿戴,赶着在黎明前进宫参加早朝。许多人出门以前,就郑重地向妻子诀别,安顿好后事。活着回来了,阖家都欢喜雀跃,庆贺他又多活了一天。在这种气氛下,许多人逃避当官;朝廷去征召,千方百计推托不就;已经做了官的,想方设法辞掉。朱元璋又大骂这些人不肯帮朝廷做事,是“大不敬”的行为,也要杀掉。
普通百姓也难逃其祸。有一年的元宵节,朱元璋微服出行,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猜谜语。有一则谜语是画谜,画的是一个形容丑陋的农妇,赤着一双大脚,两手捧着一只大西瓜;谜底是一句俗语:“淮西妇人好大脚”。朱元璋的皇后马氏正是淮西人;马氏是回族人,不缠脚,正好又是一双大脚。朱元璋认为这是在拿皇后开玩笑。第二天,派兵到那一带,把住在那里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朱元璋杀人的手段特别残酷。凉国公蓝玉是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的,用的是剥皮的酷刑。皮剥下来后,当中填上草,传示各省。蓝玉的女儿是蜀王的妃子。这张皮传到四川时,她央求丈夫向朱元璋启奏,把皮留下来,由她保存。明末张献忠攻进蜀王府,还看到这张人皮。贫苦老百姓为了逃避赋税劳役,流窜到寺庙里当和尚。朱元璋把他们视为“顽民”,下命令:挖一个大坑,将他们活埋,土埋到脖颈,把头留在土面上,15个人排成一列。然后,他又叫刽子手挥起大斧,贴着地面扫过去,一下子就砍掉好几个脑袋。这种酷刑,被叫做“铲头会”。
朱元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终年71岁,功臣宿将已经死伤殆尽。同他一起在淮西参加红军起义的伙伴,活得最长的是汤和。很快,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反抗朝廷,由于朝中能征善战的大将早已被朱元璋杀戮殆尽,无人领兵,遂被燕王轻而易举地夺去朱元璋孙子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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