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十大正规网站,澳门赌钱官网,李白,这位我国文坛上彪炳千古的大诗人,一千多年来,许许多多学者对他的家世进行考证和研究,可是始终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李白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祖先又是谁?让我们循着前人的足迹,作些了解吧!
对于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在自己的着述中有过一些介绍:“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这些自述,语焉不详,很难从中了解他的家世究竟如何。在《赠张相镐》这首诗中,李白又写道:“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这里也只提远祖,而讳言近代。总之,从李白的自述中,很难了解他的家世究竟如何。
让我们再看看李白同时代的一些人的介绍。他的从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是这样写的:“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着。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李白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写道:“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与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以上文字,无论是李白的自述,还是旁人的介绍。其材料来源大抵出自李白本人,然而,仔细读来,使人产生不少难解的疑窦。
首先是“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的问题。既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那就应该是唐玄宗的族祖。唐玄宗在天宝元年下过诏书,准许李暠的子孙“隶人宗正寺,编人属籍”,意思是说,可以登记上皇族的户口,这在当时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据史载,李白的一家却并没有去登记。后来,李白进入翰林院,多次见到皇帝,也没有直接向皇上提起此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处境很为困难,求人推荐的心情十分迫切,也没有向人提起过这一段家世。
这就令人怀疑,为什么李白生前不敢将此事写成文字,而只在死后让别人公之于世?
近人根据李白的“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等诗句进行分析,认为李白是“飞将军”李广的第25代孙,属于西汉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的后裔,而李白生前却只承认远祖李广,而否认与李陵等人的关系,不久前,台湾一位学者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李白是李世民的曾侄孙。他从李白是李广、李暠之后,其先人曾因罪遭贬谪的事实,推断认为,李白先人犯的罪可能牵涉一场“宗室恩怨”——“玄武门之变”,他的曾祖父可能是李世民的哥哥或弟弟中的一个。自然,这些推断,都只是一家之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在李白的家世问题上,对他父亲的情况,人们了解的更为影影绰绰。他父亲李客究竟因何“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如是国破家亡,出奔异域,那么早就应该返回原籍;假如是因是触犯刑律,流放远方,时隔百余年,也用不着“潜还广汉”。总而言之,李白的祖先无论是因为国破家亡,还是触了刑律,都不能构成“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的真正原因。这就使人猜测,或许有什么更直接的原因,促使李白的父亲“逃归”、“潜还”,跑到偏僻的大巴山中来,也正是这一原因,使李白对自己的家世闪烁其辞,以致后人无法真正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身世。
近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种种分析,有人从清人王琦编着的《李白年谱》中提到的《杜诗补遗》与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相对照,以及“通其邑”一语在《周易讼卦》中的原意等方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李白父亲李客的“逃归”、“潜还”很可能与“任侠”、“避仇”有关。正因为这样,他只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和名”。而他的亲友在提到家世籍贯时,也就只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不得不使用托辞和曲笔了。如果这种推断得以成立,那么,关于李白家世中一系列疑难问题,也可以有些眉目了。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对妻子、对儿女、对兄弟、对朋友都多次提及,而且专门有诗寄赠他们,多次表现了他的深切情意,而唯独对他父亲却讳莫如深,李白这位“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只能私下和朋友谈谈自己的显赫家世,而不敢公开形诸文字,更不敢到朝廷上去登记……都是与他父亲的经历和处境有关的。他父亲李客或许是一位扶危济困或替人伸冤雪恨的侠客,由于触犯了当权者,不得不避居穷乡僻壤,隐姓埋名,以终其一生。
而李白的诗文,以及他的所言所行,仿佛也闪烁着他父亲的这种气质。研究者如果从这一点再进一步寻根究底,也许可以找到李白家世的谜底。

法国小仲马《茶花女》这部凄切动人的爱情悲剧于19世纪末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在中国译出后,“不胫走万本”,“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林琴南以古雅的文笔,细腻地刻画了茶花女的心理活动、描绘了亚猛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赞叹小仲马惊人的构思,知道了西方也有如中国一样优美的文学。多少人赋诗撰文,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们把它比作“外国的《红楼梦》”。
但80多年过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究竟译在何时,至今争论不休。寒光在《林琴南》中说是光绪十九年,高梦且说是光绪二十五年,张静庐的《出版大事年表》把它排在1895年,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家列传》说此书“译于林纾新丧偶后,其时当在1897年。”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事在光绪丙申间”。张俊才的《林纾年谱简编》认为译于1897年夏。这已有了六种不同的时间。也许我们应以林琴南本人的说法为准,1900年《清议报》第六十九期所载林纾写的《译林叙》称此书译在1898年夏天。但1905年他在《拿破仑本记》序中又讲《茶花女》译书年代是光绪十九年,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林琴南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显然译本的选择权不全掌握在他手里。黄濬说启发他译《茶花女》的是福建人魏瀚,魏曾留学法国,时正主持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林关系密切。一天他告诉林:“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林讲:“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石鼓山系闽江滨海的大山,来去极为不便。魏慨然应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
王子仁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任天津洋务局翻译、湖北交涉使、汉阳兵工厂总办,他工诗能文。钱基博认为林纾当时“丧其妇,牢愁寡欢”,王子仁就对林说:“吾请与子译一书,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着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似乎《茶花女》的译述,出于王子仁的提议。以上两说均以译述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林琴南并无任何思想准备。然根据《译林叙》所述,《茶花女》翻译的动机很明确:“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国图存的思想跃然纸上。据高梦旦《书〈闽中新乐府〉后》讲,林纾当时“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闽中新乐府》中,他愤念国仇,优悯时俗,倡导新政的思想溢于言表:“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
他的友人陈熙绩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叙中讲,林纾“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励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可以推知林琴南当时有一种想通过某种方式来拯救祖国的愿望,而魏瀚或王子仁的倡议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许就在“买舟作鼓山方广游”“议论中外事”的“亘数日夜”中提出译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谁为倡议者,尚难以确定。
本来可就此搁笔了,手头有一本最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的《书报话旧》,讲光绪二十五年,林纾在马江客居丧偶,王子仁从法国归来,与林谈及大仲马父子的作品脍炙人口,“《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更为小仲马极笔,劝林纾同译。”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讲《茶花女遗事》是译在1898年夏秋之间。同一篇文章也会产生争议,看来要结束这场争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古歌旧调君休唱,听取新翻杨柳枝。”曲子词的出现,给中国古代的诗坛注入了一股优美芬芳的气息。词以它美妙的韵律,丰富的色彩,委婉的情调,不仅能作为一种重要文体而与五七言诗抗衡,而且还以比诗更高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今天的读者。
可是,这条艺术长河的源头何在?从古到今众说纷坛。由于词与五七言诗最显着的外部区别是它那长短不一的句式,因此,大量的探源者们便在这里大做文章,千年来争论不休,通常的讲法有四种:第一,诗词同源,古已有之。清代着名词论家汪森指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是非词之源乎!”他认为《诗经》中长短句相杂的诗就是词的雏型,有诗就有词。这种提法的出发点,一方面是注意了长短句这一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纠正不少人把词视为“小道”的传统偏见,提高词的地位。
第二,词源于汉乐府。因为词与乐府诗歌都具备句式参差不一和能够入乐歌唱两大特点。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词的直接源头应该是汉乐府。宋人王灼认为:“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实一也。”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也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这一说法在清代词论家中尤为盛行。
第三,词产生于齐梁时代。持这种观点者为数不少,不但古人作此论,不少现代学者也这么认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和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都持这一观点。他们把粱武帝的《江南弄》和隋炀帝的《纪辽东》作为词的雏型。齐梁时代,诗的平仄声律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各种清乐和雅乐的传唱也日益普遍,因此诸如《江南弄》这类入乐合律的长短句的诗与词有更多的相似处,所以不少人便认为这就是最初的词了。
第四种说法最流行,即认为词产生于初盛唐,主要从近体诗发展而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唐初多五七言,唐中后渐变为长短句。”他们认为词中严密的平仄声律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有律诗的高度成熟才会导致词的形成,早期的词都以五七言律诗的句式为主便是一个力证。《全唐诗》卷三十二就是这样解释的:“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并其和声作实字,长短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词的别称“诗余”也说明了词对诗的继承关系。“诗余”说有两种意义:一是有诗以后才有词;一是作诗之闲余
去作词。不管哪种解释都符合词产生于近体诗这一说法。
除了“诗余”、“长短句”外,词的别称还有很多,如“曲子词”、“乐府”等,这些别称揭示了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因此,许多现代学者便纷纷从音乐史入手去探究词的来龙去脉。目前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词的形成与隋唐时期产生的燕乐有重要联系。燕乐是西域音乐结合中原民间音乐而形成的一种流行音乐,它一出现便迅速地取代了中原旧乐而风靡一时,而“配合燕乐乐曲的歌辞就是词”。同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诗与音乐结合的某些规律:汉以前是按诗谱乐,汉唐之际是采诗入乐,唐以后是倚声填词。因此倚声填词也是词用以区别其他长短句诗的标记之一。
总的来说,注意到词与燕乐关系的学者,在起源时间上一般都倾向于前述第四说,因为这与燕乐流行发展的时代正吻合。
然而,就目前而论,不管从句式、格律、音乐哪方面说,对词的起源问题都还没有一个定论,对词史研究者来说这仍是一个重大课题,对读者来说也还是一个“谜”。但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对文学艺术史的进一步研究,解开这个谜团的希望不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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