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天,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巴的革命事业,美国的一些左派组织组建了“我们必胜纵队”,召集青年去古巴帮助收割甘蔗。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美古已经断交,处于半战争状态。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正统皇朝的开国之君——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地道的白手起家的平民出身的皇帝。如果再算上南北朝时期的话,刘宋的开国之君刘裕也是如此。

在国民的高级将领中,有一位从未带兵与共产党打过仗。相信不少人已经猜出他是谁了,没错,他就是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被后人称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

美国“知青”与古巴农民在农场一说起“知青”这个词,人们的思维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到30多年前。其实在那个火红的时代,“知青”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古巴,也出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知青”。这些来自世界最发达国家的青年们,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自发地抛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踊跃去古巴从事革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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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916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成功毕业。之后他离开家乡,独自外出开始打拼。因为保定同学的关系,张治中在滇军、桂军等军队中都担任过职务,长期奔走在粤、闽、川三省之间,有了一定的带兵作战的阅历,但就是一直得不到赏识。

支援古巴革命,美国大学生要去古巴砍甘蔗

这三位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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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青年开始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在这轮高涨的革命热潮中,“我们必胜”纵队成为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即使是这样的异类,在欧洲都没有。说实话,除了拿破仑,欧洲历史上是鲜有刘邦、刘裕和朱元璋这样的人物的。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张治中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思想极为拥护,从他之后的境遇可以看出,他的一生都在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这一年,张治中被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看中,邀请到黄埔军校,担任军校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张治中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春天。

“我们必胜”原是古巴到处可以听到的革命口号。1969年夏天,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巴的革命事业,美国的一些左派组织组建了“我们必胜纵队”,召集青年去古巴帮助收割甘蔗。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美古已经断交,处于半战争状态。美国不仅在猪湾事件派雇佣兵入侵古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中情局甚至多次试图暗杀古巴领袖卡斯特罗。

之所以会有这样有趣的现象,是因为东方和西方的相关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军校里,张治中积极参与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总能为会议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蒋介石对他很是喜欢。在北伐军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张治中担任东征军上校参谋。战场上的他,沉着泠静,针对敌方的行动,采取了有效地战斗方式。东征军胜利之后,张治中立了大功,蒋介石由此对他更加信任,先后委任他为参谋长、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等八项职务。张治中一人身兼八职,蒋介石对他可以说是有真正意义上的知遇之恩。

然而美古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影响美国青年的报名热情,报名信如雪花般从全美各地飞到了纵队组织者手里。为保证这次运动的成功,组织者们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准备工作相当细致。首先,为了防止联邦调查局或中情局的特工混进队伍,他们严把人员招募关,对每个申请者的家庭背景都要进行调查。随后,纵队组织者又对这些成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们甚至连应携带的个人物品都列了一个详细清单,如在古巴可以用什么电池,什么裤子最耐穿,以及砍甘蔗时戴什么手套最好等。

我们习惯于将中国古代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谓之“封建”,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上世纪某一时期,一些学者把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强行的生搬硬套。当下的历史学界早已将这种粗糙的分类否定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军校期间,张治中与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的关系都非常要好。当时的周恩来是黄埔一期的政治部主任,他们两个经常谈谈人生,聊聊理想,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据说,在大革命时期,张治中还一度想加入中共,但是碍于他国民党高级身份的原因,一直都没有成功。或许张治中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与周恩来结下的友谊,竟持续了半辈子。

舍家卖房筹措旅费,绕道他国来到古巴

欧洲的封建时代,基本上指的是罗马帝国覆灭以后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中世纪时期。之所以叫“封建”,是因为他们确实是一层层的封、建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蒋介石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开始对共产党人开始了疯狂的逮捕与屠杀。眼看着国共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张治中不只一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把三民主义作为两党的指导方针,两党应该加紧团结,不应该斗争。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对他的建议不以为然,搁置不理。

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共有三批纵队成员至少900人到达古巴,但他们的旅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从美国无法直接前往古巴,纵队只好组织车队到加拿大或墨西哥中转,因此费用极高。许多人为了去古巴不惜与家庭决裂,有人甚至变卖了家产筹措旅费。联邦调查局虽然没能把奸细安插进纵队,但派了大量人员对纵队的活动进行跟踪,还对即将从墨西哥城出发的纵队成员一一拍照,摆出一副要秋后算账的样子。

所谓“封”,就是分封。欧洲的教皇代表上帝,把土地分封给国王们,而国王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家臣、骑士,一层层的分封下去。而“建”就是建立产业了。这一层层的封建,形成了中世纪的欧洲。

两党合作最终破裂,张治中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长期受忠君报国思想影响的他,明知道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但因为蒋介石重用提拔了他,他不忍心背叛蒋介石。他曾说过:“我可以劝谏蒋介石,但我不能反他。我是坚决主张联共,但是我不愿意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反蒋介石。”

不仅如此,警察还在纵队的必经之路上散布种种谣言,通知沿途的商家旅店,“有一帮头脑怪异的家伙即将由此路过,他们要去古巴砍甘蔗”。于是车队所到之处,听到的净是些冷言冷语和恶意嘲讽,甚至路边的厕所也被锁上。因此,当这些美国“知青”到达古巴时,古巴人民的热烈欢迎场面让他们由衷地感到自己找到了家。

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尤其是幕府时代也是如此。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幕府大将军是国家的实际掌管者,其下有大名,大名下又有家臣,最底层的则是武士。土地、财富也通过这样一层层的分封到了各人的手中。

因为张治中在国民党内不争不抢,埋头做事,没有野心,让蒋介石用起来分外安心。而且各种事情交给他办,都能处理得当,安排合理,张治中颇得老蒋的欢心。“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在自己的身边特设了一个办事机构,张治中就担任了第一办事处主任,主管军事机要大事。同时为了信守不过共产党开一枪一炮的承诺,张治中默默担任着文职工作,不参与剿共的斗争。

在精神方面,美国“知青”们强烈地拒绝美国,当他们看到哈瓦那机场外的高速公路上有收费站时,不禁惊呼,“什么?收费站?美国式的?在革命的古巴?不!难道他们要一只手高举革命的拳头另一只手收钱吗?”使他们欣慰的是,当汽车驶过时,他们看到这个小屋早已被废弃了。

但是这在中国却是早就完成了的事情。早在周朝,周天子就把天下分封给了诸侯,诸侯再分封给大夫们。而在秦以后,中国就没有分封了,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就是这么个意思。

张治中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能站在蒋介石的角度,特别会说话,大事化小。在与蒋的共事中,他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处理方法。当他把蒋介石说高兴了,蒋介石就会默不作声,这时他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阅字这事儿就完美解决。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军心等问题,他也敢于向蒋介石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可见,他对蒋介石并非“愚忠”,可以说张治中是蒋介石身边有名的谏臣。

尽管美国“知青”们都下了要与美国社会一刀两断的决心。然而,要这些习惯了个人主义的美国青年一下子接受集体主义是困难的。要彻底改变思想,还需要古巴人的帮助。于是,美国“知青”每二十人被分成一个政治学习小组,每组都配了几名古巴人来指导他们的政治学习,这些古巴人可不是什么大学生,而是普通的工人农民。“知青”们每隔几天就开一次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内容的小组会,在会上,美国青年们彻底放下了架子,拜古巴工农为师,虚心地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一层层的封建,使得欧洲一方面极其看重血统,另一方面则是资源全部倾斜到贵族手中,能成大事的基本上都是血统高贵的人;而在中国,在从贵族化的社会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世袭的贵族了。

蒋介石对张治中也是呵护有加,在淞沪会战时,尽管张治中拼尽全力,但还是没有守住阵地。张治中感觉自己有罪,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没有批。就算是“文夕大火”给长沙百姓带来了如此深重灾难,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治中也没有受到惩罚,只是给了他一个“留职查看”的处分,可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贵族制初步解体——世家大族死灰复燃——士族覆灭从而彻底平民化,分别对应着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后。

后来,张治中因为在政治上的坚持,也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四次上书蒋介石,与蒋介石发生过激烈争吵,这也让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皖南事变之后,张治中上书蒋介石,认为应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与共产党也应该积极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蒋介石看完之后,大骂:“简直就是叛徒”。后来愤愤不平的蒋介石直接将将张治中的陈述扔进垃圾桶。

在古巴,美国“知青”一般会呆上两个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砍甘蔗,业余时间则参观革命圣地和进行政治学习。起初,美国“知青”们劳动都很积极,每个人急于表现自己,甚至和别人相互竞争。然而进行了几天的高强度劳动后,砍甘蔗在美国人眼里渐渐变成了苦役。当时,“知青”们要每天八个小时挥舞着砍刀与甘蔗搏斗,同时还要与甘蔗地里的各种蚊虫搏斗。而在美国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修剪草坪外,从未干过体力活。一位“知青”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觉得每天走出帐篷去劳动是越来越困难了。”

在这三个阶段,也就分别涌现出了刘邦和朱元璋三位平民皇帝。

抗战胜利之后,营造和平与发展的局面成为时代的主题。张治中立足于国共两党的利益,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蒋介石听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火冒三丈还反问张治中,自己是不是在跟共产党人进行对话。

很快,“知青”们开始偷懒,中午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有人开小差溜回营地,甚至有人谎报病假。很多人盼望着天天下雨,这样就可以留在营地里休息。

纵观欧洲历史,唯一以平民身份成为君主的不过就是一个拿破仑,而他的帝国不仅是建立在封建制已经逐渐走向解体的十九世纪初,同样也是一个速兴骤亡的国家。

1948年5月,已经断定蒋介石必败的张治中为了自己的知遇之恩,第三次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书,希望蒋介石早作考虑,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避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当即表示了对这份书信的重视程度,但是基本上没有了下文。

这一切都被古巴同志看在了眼里。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行动,如开病假更加严格了,需要医生出具的证明才行。同时,每周举行的会议上,劳动态度成了讨论重点。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也十分重视纵队的精神面貌,他在视察纵队营地时,强调了砍甘蔗的政治意义。卡斯特罗说,砍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在革命领袖的鼓励下,美国“知青”们又重新鼓起勇气,坚决表示要与古巴人民一起,完成年产糖1000万吨的目标。

最后一次是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张治中上书蒋介石,希望他接受和平协定,尽快结束战争。但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直接忽略了他的上书。第二天国共两党继续开战,张治中为蒋介石,为国民党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化作了泡影。

古巴人民的以身作则也让美国“知青”们收获不少。在古巴劳动期间,他们经常访问一些古巴普通民众,了解到古巴人不但要参加砍甘蔗等农活,业余时间还要参加革命宣传和学习。而当他们问古巴儿童,“等你们长大时,如果工作都已做完了怎么办”时,孩子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说:“其他国家需要我们!”有人甚至怀疑:“古巴人会感到疲劳吗?”美国“知青”们还为古巴人低标准的生活而吃惊。几乎每样生活必需品都要配给,每人每年只有一两双鞋,两条长裤。卫生纸已经两个月没货了。中午开始停水,碗盏都堆在水池里要等到晚饭前才能洗,厕所也没法冲。但古巴人却那么乐观,在困境中为建设国家不懈地努力着。

和平协定被蒋介石拒绝之后,张治中心灰意冷,他本来想去西北地区,但是因为周恩来的挽留,他选择了留在北平。当时周恩来动情的说:“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张姓将领了,这一次,不能再对不起你。”

正是在古巴人乐观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面前,美国“知青”们被彻底感动了。一位美国“知青”在回国后接受采访时说,古巴精神病人的政治觉悟都比美国的正常人要高。另一位美国“知青”则表示,通过这次锻炼,以后每看到一勺糖,他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其中凝结了多少劳动。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49年看到了张治中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蒋介石时不时发出声声叹息。他说:“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可见张治中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后来,张治中还以共产党的立场给在台湾的蒋介石写了封劝降信,蒋介石看完之后置之不理,口中一直把张治中称为“革命叛徒”。

尽管“我们必胜”纵队成员在古巴的劳动成果并不显着,回国后也未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但他们的活动无疑促进了美古两国的民间交流,而且参加过这一活动的美国青年在精神上都得到了一次升华,可谓“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直到今天,这一纵队仍在美国活跃着,每年都组织大批青年前往古巴体验生活,并为打破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不懈努力着。

张治中在新中国担任了重要职务,继续在他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在文革中,因为周恩来的保护,张治中幸免于难。但是经受文革打击的他,长期闷闷不乐,不爱说话。1969年,79岁的张治中抑郁而终。作为他的旧友,周恩来总理向这位老人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他牵着张治中的手,看着曾经的挚友就这样离自己而去,一向冷静睿智的周恩来总理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伤……

张治中的秘书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方面又与蒋介石血肉难分,在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桎梏。”这个评价可谓是相当中肯,他的一生,始终摆脱不掉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信仰“三民主义”,他注定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他的一生也只能在无尽的矛盾与权衡当中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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