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李光耀后来这样谈起日治三年,他意识到唯有获得权力才有改变社会形态的可能。

除了沙特家族和谢赫家族外,还有4个家族在沙特比较有权势,他们是:朱贝尔家族、希斯里家族、苏莱曼家族和拉登家族。

在被制造的“民意”驱使下,日本以政党政治替代藩阀,这看起来是个好结果。但同样在被制造的“民意”驱动下,军部势力取代政党,将整个东亚推入绵延战火和巨大灾难之中,日本帝国自身最终也难免溃败投降之辱。

最后的时光

图片 1阿卜杜拉国王

图片 2山县有朋

“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什么时候飘落?”在2010年9月和《纽约时报》记者的对谈中,87岁的李光耀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思考。除了讲他如何挣扎奋斗将新加坡这座资源匮乏的小岛建设成繁荣富有的国家,他也谈到了年龄和疾病给他带来的各种疼痛。他罹患周边神经病变,令他腿部功能受破坏,行动不便,需要每天使用3次跑步机来练习。

沙特家族执掌大权

提到日本近代史,当然不能不提山县有朋。这位藩阀首脑创设日本军制,组建了一支军队,帮助日本接连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取得大胜,按说应该为本国国民所景仰。但1922年2月9日,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军人举行国葬之时,现场却来者寥寥。

情况更糟一些的是李光耀的太太柯玉芝。她两年前因中风卧床不起,不能动弹,也不能讲话。”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尔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那时候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所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毫无疑问,沙特家族是沙特阿拉伯最显赫的一个家族。沙特家族的始祖沙特·本·穆罕默德原为利雅得西北郊德拉伊叶村埃米尔。公元1725年其子穆罕默德继位后,于1744年联合伊斯兰教大改革家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传播瓦哈比派教义,确立了沙特家族在内志的统治地位。1925年内志埃米尔阿卜杜勒·阿齐兹兼并汉志,并于1932年9月宣布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他遂成为王国的开国君主。沙特家族经过约30年的征战,终于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成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

山县有朋追悼会之前三个星期,另一位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大隈重信也办了追悼会,会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前来祭拜的民众队伍甚至排到了大街上,据说足有30万人之多,号称“国民葬”。

图片 3

1932年后,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其祖先与瓦哈比结盟的传统,集世俗权力与宗教领袖于一身,沿用传统的君主制形式统治王国。沙特家族首领即国王,不仅兼任大臣会议主席,还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等职务,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1993年8月颁布的沙特新内阁法规定,国王有权任命内阁副首相、各部大臣,解散或改组内阁。国王有权立、废王储和解散协商会议。沙特国王还具有伊斯兰教教长的称号。以1999年6月16日改组后的沙特内阁为例,沙特家族成员掌管了内阁的关键部门。沙特家族成员除法赫德国王兼任首相外,国王之弟阿卜杜拉被任命为王储、第一副首相兼国民卫队司令,国王之弟苏尔坦为第二副首相兼国防航空大臣和军队总监。这3位正副首相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国王之弟纳伊夫任内政大臣,国王之侄费萨尔任外交大臣。这些亲王自1982年法赫德任国王后一直担任这些要职,这些关键部门始终掌控在沙特家族的直系亲属手中。此外,沙特阿拉伯13个地区的埃米尔全部由沙特家族的重要成员担任。如,利雅得地区的埃米尔由国王之亲弟萨勒曼担任。萨勒曼和他的亲兄弟内政大臣纳伊夫被认为是除3位国家领导人之外的最有权势的亲王。麦加和麦地那地区是沙特阿拉伯的宗教中心和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两个圣地,这两地的埃米尔由国王的两个弟弟阿卜杜勒·马吉德和马格拉纳亲王担任。东部地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石油产区和全国的经济中心,由国王之子穆罕默德亲王任埃米尔。

一个“国民葬”,一个“国葬”,恰恰少了一个“民”字。那日本的“民”为什么如此不待见山县有朋呢?

一个月后,发妻柯玉芝还是离他而去。在电视机前,新加坡人看到这位开国领袖用缓慢而模糊的声音读出对亡妻的悼词:“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画面上,他只是个孑然一身的老者,神
色悲伤。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描述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确,李光耀几乎不会当众暴露心中的脆弱。上一次还是在1965年,当李光耀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怆然泪下。
2011年5月,李光耀正式从内阁资政的位置退休。他继续一种规律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先要把电子邮件清理一遍,然后读当天的报纸;午饭后,他会出门去
位于总统府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下午和傍晚,他有时候会有采访安排;在见完记者之后,他会找中文老师学一、两个小时的中文。李光耀坚持去见不同的人。
除了以前的老朋友和各国政领导人,他还会找机会和那些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聊天,学者、记者、企业家或者普通人他都不介意。他相信,如果想要保持眼界开阔,跟
上形势的变化,去见不同的人是必须的。
李光耀认为自己已经很少再干预政府事务。至少,是比之前他还担任职务时要少很多。偶尔他强烈反对某个提案的时候,会和总理李显龙直
接来讲。有一次,李光耀听说一个提案是建议政府考虑重新开闽南话、粤语等方言的广播频道,因为在新加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所有人都会说普通话了,现在可
以重开方言电台让老一代人找回原来的感觉了。“我表示了反对。因为我在当总理的时候我为了关停这些方言电台,付出了很大代价。”
与此同时,他在进行《李光耀观天下》一书的写作,这也成为他人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了。此书主要收录了他对世界大国和国际趋势的分析与见解,其中六章分别论及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以及中东等国家或地区。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专辟一章来谈论死亡。他已经准备好了:
“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要直面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
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
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
通往权力之路
1923年,李光耀生于新加坡一个客家人的家庭。他的家境殷实,祖父曾经是一艘轮船上的事务长,后来经商;父亲从小算是富家子弟,年轻时在两家一流的百
货公司拥有无限额的户头。祖父通过个人打拼而获得财富,李光耀对他要更亲近和崇拜一些。在李光耀的记忆里,祖父的作风非常西化,经常穿得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祖父经常给他讲自己在轮船上的经历:比如,不论温度和湿度多高,所有船员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
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盘碟、刀叉和餐巾。李光耀从这些讲述中,对英国人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的风格印象深刻。1940年,李光
耀中学毕业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他被政府创设的莱佛士学院录取。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这个英属殖民地得到一份和他学历匹配的专业工作,或者成为政府雇员,继续为效忠英国人服务。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空袭了新加坡。至2月15日海峡殖民地政府投降,新加坡彻底沦陷,莱佛士学院也彻底停课。这一年7月,祖父病重,不久就与世长辞。“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人。当我看到他日渐昏迷,觉得他在此时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件好事。”李光耀在自传里写道。和祖父以及广大殖民地人民一样,李光耀曾经坚信英国人的霸权建立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之上,是不可能被挑战的。
日本官兵十分残暴。一次李光耀因为误戴了一顶澳大利亚士兵的军帽,被日本兵撞见后叫去罚跪。还有一次完全是死里逃生:日本人将华人集中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里,接受检证。运动场的所有出口都有日本兵把守。如果通过
检查,每个人的手臂上会盖上一个“检”字,然后才可以回家。李光耀和家里的一位车夫也在人群里。排队检查时,可能是个子高的缘故,日本人让李光耀和另外几个青年单独站在一起。李光耀感到不对劲,正好车夫在场地内有一间单身宿舍,李光耀便说要取了东西再来。他在房间里呆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看到检查站的日本
兵已经换岗,才得以过关。事后李光耀才知道,那些被随意挑出来的青年们后来被运送到了丹那美拉勿刹海滩。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然后强迫走向海面,接着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为了确定所有人都已经死亡,他们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最后所有的尸体也没有被埋葬,只是暴露在海滩上,任由海水冲刷腐烂。在
1942年2月18日至22日的检证行动中,日军共杀死了6000名年轻华人。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李光耀后来这样谈起日治三年。1945年,日本人投降,英国人再度
接管了新加坡。李光耀在战时学业中断期间,做过电台编辑,制造过胶水,还参与过黑市生意。意识到唯有获得权力才有改变社会形态的可能,他决定去英国学习法律,期望学成后能有更多的的职业选择。
李光耀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后来又转去剑桥。在新加坡光复后的一年里,他已经对英国人觉得失望:他们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在乎的只是殖民地
带给他们的职位和丰厚的薪金;国家层面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又切实感到了强烈的种族歧视:好几次租房,明明看到“空房出租”的招牌,敲门问询,对方看到自己的华裔面孔,便都说房子已经租出去了。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英分子,心中萌生起要铲除殖民统治的意念。
与此同时,李光耀在课堂上接触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受到了费边主义和其实践者英国工党的
影响,希望采用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平等、公平的社会。他参加了一个留学生组织的马来亚论坛,该论坛的目的就是在学生中宣扬脱英独立的思想。
李光耀常常和他们一边喝着廉价的淡醇啤酒,一边对独立的途径各抒己见。他也因为几篇反英反殖的演说登上了新加坡政治部的监视名单。1950年,当李光耀学
业结束后搭乘荷兰邮船“威廉靳伊号”返回新加坡,临下船时还因之前参与的反英活动受到刁难,成为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便展开了事业。他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助老百姓来打官司并非终极目标,他想据此来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1952年,马来亚
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和一些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由于李光耀的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
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接着他又声援了华校学生的反殖运动。当时学生们创办了鼓吹独立的报刊,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一行为违法。公开对学生进行审判。李光耀为学生辩护并取得胜利,这再次令李光耀声名大噪。得到了工人和学生的支持,李光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但他也意识到光有工人和学生运动并不足以推翻殖民统治,还需要组织政党接过殖民者手中的政权。
1954年11月21
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自此步入政坛。人民行动党成立以后,先是联合共产党赢得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后又在1955年参加“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多位人民行动党员当选立法议员,成为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从而正式开始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第二年的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
因此1959年的立法议会大选至关重要,李光耀在此时也充分显露了他精明的政治头脑。即使自治之后,新加坡也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对新加坡最有影响力,所以李光耀一直都和1957年在新加坡上任的总督威廉-古德爵士保持密切关系,让他相信新加坡的未来领袖一定是个受过英式教育的亲英分子,人民行动党也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必须获得新加坡工会和学生的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而工会中亲共分子仍然最有势力。之前被逮捕的行动党中的左派人士林清祥和在监狱中的6名亲共派对大选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李光耀说通英国人尽量让他们过得舒服
些,还安排他们到海上划船,白天可以在海上自由活动,晚上回牢房休息。李光耀就职任总理前,他不仅要求释放几位政治犯,还委任4位为政治秘书,一位为工业促进局经理。关于他们的实际地位,始终坚持行动党去左化的李光耀就说:“看似重要,但无实权,以抵销他们的作用,却时时让他们有机会在公众面前亮相。”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获得了51席中的43席,成为执政党。6月5日,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他当时才35岁,是世界最年轻的总理。

谢赫家族执掌宗教事务

民权国权 一步之遥

早在18世纪,谢赫家族的祖先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就与沙特家族的祖先穆罕默德·本·沙特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当时,本·沙特与阿卜杜勒·瓦哈卜都互有需要。前者需借助于后者在宗教方面的影响,把瓦哈比派作为统一人们的思想武器,以便实现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而后者则要借助于前者的军事力量,让瓦哈比派思想在更广大的地区得到传播。可以说,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是沙特家族和谢赫家族共同奋斗的成果。

明治时代(1868~1912年)的开创者,是一群地处日本边陲的“藩”,旧幕府灭亡之后,他们中的精英逐渐渗透进新政府的各个角落,由“藩”而成“阀”。其中长州、萨摩是日本两个最大的藩阀,山县有朋正是长州阀的首脑。

自沙特阿拉伯建国以来,沙特家族一般都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重要职务交给谢赫家族的成员担任。1999年6月调整后的内阁也是如此。如伊斯兰事务、宗教基金和指导大臣由谢赫萨利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担任,司法大臣由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担任,还有沙特阿拉伯大穆夫蒂(伊斯兰教法典解释官)由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担任。

除了长州、萨摩,日本的土佐、肥前、福冈等藩也参与到了倒幕运动与明治维新之中。但随着萨摩藩领袖西乡隆盛1873年下野,并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失败,紧跟西乡隆盛的土佐、肥前乃至一部分萨摩人马,大都政坛失势,长州阀在日本政界高层一统江湖。

总的来说,沙特阿拉伯宗教人士能与沙特家族积极合作,努力维护沙特阿拉伯王室统治和稳定的大局,但也有一些宗教人士对沙特阿拉伯的现行政策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2002年初,一位伊斯兰教瓦哈比派长老哈穆德和其他6名宗教长老共同发出宗教令,警告政府不要同非伊斯兰强权站在一起,反对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宗教令强烈抨击沙特家族和王室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所执行的政策。宗教令还说,那些支持异教徒打击穆斯林的人,本身就不是伊斯兰教信仰者。

失守政界高层怎么办?只能在民间接着搞了。

其他4大家族各有权势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土佐、肥前那帮藩阀人马鼓动,日本九州、四国一带爆发了所谓“自由民权运动”,纷纷要求制定宪法、创设国会,打破长州阀垄断政坛的局面。大隈重信出身肥前藩,正是这一运动的带头大哥。

除了沙特家族和谢赫家族外,还有4个家族在沙特比较有权势,他们是:朱贝尔家族、希斯里家族、苏莱曼家族和拉登家族。

很明显,“自由民权运动”看似呼吁民权,实际上却是失势藩阀争取重返政坛的幌子。既然身处弱势,“自由民权派”自然要发动更多弱势的老百姓,以人数优势向政界对手施压。他们创办报纸,举行集会,在底层百姓中聚拢人气。他们推崇的幕末人物坂本龙马,也从一介二流政客摇身一变,成为倒幕维新中不可替代的杰出人才。

朱贝尔家族在协商会议任要职。沙特阿拉伯协商会议是一咨询机构,负责就国家事务向国王提出建议。1992年3月,法赫德国王宣布成立协商会议。1992年9月16日法赫德国王任命本·朱贝尔为协商会议主席。本·朱贝尔至今已连任3届协商会议主席。

但1890年日本国会正式运作以后,当选议员的“自由民权派”人士,并没提出什么惠民政策,而是变成“国权派”,即强烈要求日本对外强硬,促使列强修改对日的不平等条约。从1893年底到1894年初,国会议员们内部吵得四分五裂,首相伊藤博文被迫在一年之内两度解散国会,并最终迎合强硬派论调,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

走到这一步,国权派不光是表达民意,而是在刻意“制造”民意了。

暗杀明杀 也是“民意”?

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临近尾声时,日本实际上已无钱再打,老百姓也因战事期间加征的重税苦不堪言。国权派却坚决主张继续作战,并在日俄停战当天(1905年9月5日)在东京街头大规模集会,打砸公共设施,引发其他各大城市的连串暴动,搅得国家一片混乱。

大正年间(1912~1926年),国权派从对外强硬的立场上转了回来,重提“打破长州阀垄断政坛”。与此同时,日本政党势力逐渐壮大,积极呼应国权派的主张。1913年,政党人士在国会上大肆批判藩阀擅权,一度发动2万余人在会场外聚集,逼迫首相桂太郎下台。

到了1918年,日本因米价波动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史称“米骚动”。不久,藩阀首相寺内正毅宣布交班,立宪政友会领袖原敬组阁,建立了近代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府。

老资格的山县有朋是桂太郎与寺内正毅背后的主子,也是国权派与政党人士的共同敌人,更是“民意”的共同敌人,难怪他的国葬无人问津。

然而原敬等政党人物登上执政宝座后,其外交政策却与声称代表“民意”的国权派的强硬态度不符,后者进一步右倾化,直至与军部勾结在一起,对政党人士搞起了暗杀。先后遇刺身亡的首相包括原敬、滨口雄幸和犬养毅,连皇太子裕仁也在1924年遭遇过刺杀,总算命大,侥幸逃过一劫。

在被制造的“民意”驱使下,日本以政党政治替代藩阀,这看起来是个好结果。但同样在被制造的“民意”驱动下,军部势力取代政党,将整个东亚推入绵延战火和巨大灾难之中,日本帝国自身最终也难免溃败投降之辱。对于“民意”,尤其是被别有用心制造的“民意”,真的要提高警惕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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